青峰县调研的最后一天，气氛明显变得微妙。马局长依旧热情，但笑容底下多了几分不易察觉的紧绷。安排参观的地点又回到了相对“安全”的区域，汇报也刻意回避了之前看到的那些问题。
李研究员不动声色，既没有当场发难，也没有再深入追问，只是按照行程走完了过场。但在返程的吉普车上，他对林枫和赵卫国说：“回去后，评估报告要尽快拿出来，实事求是，有一说一。”
回到地区农科所，林枫立刻投入到紧张的报告中。他将在青峰县的所见所闻、数据对比、村民反映的问题，以及自己关于设计、施工、维护三个层面的技术性分析，逐一整理，形成了一份详实、严谨的初稿。
报告初稿完成那天，他先拿给李研究员过目。李研究员仔细阅读了将近一个小时，期间只是偶尔用笔在上面划下记号，没有打断。
“嗯，”李研究员放下稿子，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情况摸得很清楚，问题抓得也准，技术分析到位。尤其是关于不同地形适配性和维护体系的建议，很有价值。”
他顿了顿，话锋一转：“不过，这份报告一旦正式提交，可能会引起一些……反应。马德昌那边肯定不会舒服，王高工那里，恐怕也会有些看法。”
林枫静静地听着，他知道李研究员说的是实情。这份报告无异于否定了青峰县引以为傲的“政绩工程”，必然会触动某些人的神经。
“李研究员，那您的意思是？”林枫谨慎地问道。
“报告要写，问题要反映，这是我们的职责。”李研究员语气坚定，“但不能只破不立。你在报告中提到的关于‘分区分类指导’、‘简化维护技术’、‘建立群众参与机制’这些建议，很好，但还需要更具体、更具操作性。要把重点放在‘如何改进’上，而不仅仅是‘哪里不行’。”
林枫明白了。李研究员是在教他如何在坚持原则的同时，更好地保护自己，也让报告更具建设性，减少被攻击的口实。
“我明白了，我会把改进建议部分再细化，争取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案。”林枫点头道。
“好。”李研究员颔首，“另外，这份报告先作为小组内部讨论稿，不急于正式上报。我们再收集一下其他县区的情况，进行综合比对，让结论更有说服力。”
接下来的日子，林枫根据李研究员的意见，开始埋头完善报告。他查阅了大量国内外关于山地灌溉和水利设施维护的文献资料，结合青峰县的实际，尝试提出一些低成本的适应性改造方案和简便维护方法。这个过程并不轻松，常常需要反复推敲和计算。
与此同时，一些微妙的变化开始出现。
先是孙学文在办公室闲聊时，似无意地提起：“听说青峰那边对这次调研有点看法，觉得我们吹毛求疵，不了解基层的难处。”
接着，在一次全所大会上，一位很少露面的王姓高工（林枫猜测这就是那位王高工）做了关于“如何看待技术推广中的成绩与问题”的发言，虽然没有点名，但话语中强调“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新生事物”、“保护基层干部改革创新的积极性”，弦外之音不言而喻。
林枫感到了无形的压力。他知道，这是对方释放的信号。但他没有退缩，也没有急于辩解，只是更加专注于完善自己的报告，用更扎实的数据和更可行的方案来武装自己。
晚上，他收到了苏念卿的回信。信比往常厚了一些。
苏念卿在信里没有过多询问他工作的困难，而是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在公社妇联的支持下，夜校尝试开办了一个“妇女互助小组”，组织大家交流种植、养殖和家务劳动中的小窍门。她将林枫信中提到的一些关于土壤、水利的常识，用最通俗的语言转述给大家，很受欢迎。
“大家发现，原来种地养猪也有这么多道理，不再是完全靠天吃饭、靠力气硬扛了。”苏念卿写道，“小陈把他改良风谷机的经过和草图也拿到了小组里分享，虽然还有噪音问题没解决，但好几个年轻人都很感兴趣，一起帮着出主意呢。”
随信寄来的，还有一小包晒干的野菊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苏念卿在信纸角落画了一丛在秋风里摇曳的野菊，旁边写了一行小字：“凌霜自行，不趋炎势。”
林枫握着那包干花，看着那行字，眼眶微微发热。苏念卿用她特有的方式，表达着对他的理解与支持。她告诉他，即使在最平凡的角落里，改变也在悄然发生；她鼓励他，要像野菊一样，保持内心的独立与高洁，不畏惧风霜，也不趋附权势。
这股来自远方的温暖而坚定的力量，瞬间驱散了他心头的阴霾与压力。
他将干花小心地收好，然后提笔回信。他没有诉说面临的暗流，而是分享了正在细化的改进方案，描述了如何将复杂的原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操作步骤，并请教苏念卿，如何让这些步骤更容易被文化水平不高的群众理解和接受。
“……技术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否被需要它的人掌握。我们的工作，或许就是当好这个‘翻译’和‘桥梁’。”
笔尖在信纸上沙沙作响，仿佛将他的决心与远方妻子的智慧紧密相连。无声的较量已然开始，他手握的是事实、数据与为民请命的初心，背后是李研究员的默许支持和苏念卿的精神慰藉。他不再感到孤单，也不再畏惧。完善报告，提出更具建设性的方案，就是他此刻最有力的反击。前路或许仍有风雨，但他已准备好迎接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