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秋意渐浓。
九龙城寨的天台上，《城寨灯笼谜》剧组正在拍摄关键戏份。
“cUt！”
章国明导演喊停，眉头紧皱，“阿婆，你的眼神太悲伤了。陈阿婆等了三十年，等待已经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不是痛苦，而是一种……习惯性的盼望。”
扮演陈阿婆的老演员梁淑贞，擦了擦眼角：“导演，我一想到她等的人永远不会回来，就忍不住……”
“不要想‘不会回来’。”
林伯年在一旁，轻声开口，“要想‘今天可能回来’。阿婆每天早上出门前，都会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换上最干净的衫，因为她想——万一今天他回来了，要让他看到最好的样子。”
梁淑贞愣了愣，深吸一口气：“我明白了。再来一次。”
场记打板：“第一百二十三场，第三次，Action！”
镜头里，陈阿婆坐在榕树下，手里纳着鞋底。
她的眼神望向码头方向，不是绝望的等待，而是一种平静的守望。
阳光透过榕树叶，洒在她脸上，皱纹里藏着说不清的情绪。
“好！这次对了！”
章国明满意地点头，“林师傅，多谢。”
林伯年摆摆手，转身回到自己的工作区。
——剧组特意在天台一角，还原了他的灯笼作坊。
此刻，他正在制作电影道具：
一百盏简化版的记忆灯笼。
“林师傅，您的手艺真是绝了。”
道具组长凑过来，“这些灯笼，比我们道具组做的还精致。”
“做了一辈子，熟手而已。”
林伯年手指翻飞，竹篾在他手中服服帖帖，“张先生说要给每个故事原型送一盏，我得用心做。”
与此同时，长洲海边，《漂洋饼的来信》剧组，也在紧张拍摄中。
“阿晴，你的情绪不对。”
许鞍华导演，耐心指导饰演周永昌孙女的何芷晴，“你不是在演一个侦探，而是在寻找自己爷爷的过去。当你知道他帮过那么多人时，应该是既骄傲又心疼——骄傲他的善良，心疼他承担的风险。”
何芷晴点头。
这是她第一次，担纲电影主演，压力巨大。
拍摄间隙，她走到海边透气。
远处，真正的周国伟，正在指导剧组还原永昌饼家的场景。
这个曾经拒绝，透露家族秘密的中年人，如今成了剧组最热心的顾问。
“周先生，谢谢你愿意让我们拍这个故事。”
何芷晴走过去。
周国伟笑笑：“我应该谢谢你们。拍电影这几个月，我听到了更多当年受帮助的家庭的故事。我才真正理解了我阿爷——他不是在冒险，而是在做他认为对的事。”
海风吹过，带着咸味。
第一幕：拍摄风波。
10月15日，意外发生了。
《城寨灯笼谜》剧组，在拍摄一段天台戏时。
一盏道具灯笼意外倾倒，烛火点燃了旁边的布景。
虽然火很快被扑灭，但烧毁了六盏，已经制作完成的灯笼道具。
更糟的是，这场小火灾，被《东方日报》的记者拍到。
第二天头条就是：“《城寨灯笼谜》剧组失火，百年城寨危在旦夕！”
“简直是胡说八道！”
章国明在嘉禾办公室里，大发雷霆，“明明只是布景着火，而且三分钟就扑灭了，他们写得好像整个城寨，都要烧光一样！”
邹文怀皱着眉头：“现在城寨居民很紧张，有几个住户代表说要联合抵制拍摄。张先生，这事你得处理。”
张振沉思片刻：“火灾是我们的责任，必须道歉。但更重要的是——要让城寨居民明白，我们拍这部电影，是为了记住城寨，而不是消费城寨。”
他看向林伯年：“林师傅，您在城寨德高望重，能不能帮我们组织一次说明会？”
林伯年点头：“我去试试。但光说没用，得拿出诚意。”
“什么诚意？”
“电影里提到的九十九个家庭，每个家庭都应该从电影收益中得到分成。”
林伯年说得很认真，“不是施舍，是尊重。他们的故事是电影的灵魂，理应得到回报。”
黄沾倒吸一口气：“九十九个家庭的分成？那预算……”
“从我的编剧费和监制费里出。”
张振毫不犹豫，“如果电影赚钱，就按比例分；如果不赚，我私人补足。”
陈浩东担心：“振哥，这可不是小数目。”
“但这才是正确的故事。”
张振说，“而且我相信，尊重别人的故事，故事才会回报你。”
第二幕：天台说明会。
10月18日晚，城寨天台。
近百位城寨居民聚在这里，有老人，有中年人，也有好奇的年轻人。
气氛有些紧张。
张振站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身边是林伯年、章国明，以及几位在电影中，出演的城寨居民。
“各位街坊，我是张振，这部电影的监制。”
他开门见山，“首先，我为几天前的火灾郑重道歉。虽然只是布景着火，但让各位担心了，是我们的责任。”
台下窃窃私语。
“但我想请各位明白，我们拍这部电影，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为了消费城寨的苦难。”
张振提高声音，“我们是为了记住——记住在这里生活过的每一个人，记住发生在这里的每一个故事。”
林伯年接过话筒：“各位老街坊，我林伯年在城寨住了三十八年，做了三十八年灯笼。我为什么要做记忆灯笼？因为城寨要拆了，但我们的记忆不能拆。”
他指着挂满四周的灯笼：“这里的每一盏灯笼，都刻着一位街坊的故事。陈阿婆的等待，李老师的夜校，粤剧社的天台排练……这些都是真实存在过的生活。电影要把这些故事带出去，让全香港、甚至全世界的人知道——九龙城寨不只是一个贫民窟，这里是三万个香港人的家。”
一位白发老人站起来：“林师傅，我相信你。但是电影公司……他们真的会在意我们的故事吗？”
张振拿出准备好的文件：“这位阿伯问得好。这是我们拟定的协议——电影上映后，净利润的百分之十，将平分给所有，在电影中出现真实故事的家庭。目前是九十九户，如果还有愿意分享故事的街坊，可以随时加入。”
台下顿时哗然。
“另外，”
张振继续说，“电影拍摄期间，我们会聘请城寨居民参与道具制作、场地管理、群众演员等工作，按市价支付薪酬。电影首映礼，将在城寨天台举行，所有城寨居民免费入场。”
陈阿婆颤巍巍地站起来：“张先生，我……我不要钱。我只想让我等阿海的故事被记住。这样如果有一天……如果有一天他回来了，或者他的后人回来了，就能知道我一直在等他。”
这番话，让现场安静下来。
章国明拿起喇叭：“各位，我们不只是拍电影，我们是在抢救记忆。城寨明年就拆了，推土机一来，什么都没了。但电影可以永远保存这些故事，一百年后，还有人能看见。”
一个年轻人举手：“导演，我能演我自己阿爸的故事吗？他是城寨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当然可以。”
章国明眼睛一亮，“我们正需要年轻一代的视角。”
说明会结束时，气氛已经完全转变。
许多居民围着剧组，争相讲述自己的故事。
林伯年对张振说：“你做到了。”
“是您的灯笼做到了。”
张振看着那些，被点亮的记忆灯笼，“光在，记忆就在。”
第三幕：双片联动。
10月25日，星时代办公室。
两部电影的拍摄，已进入后半程，张振开始策划宣传方案。
“我想做一个联动。”
他在白板上画图，“《漂洋饼的来信》讲的是主动连接，《城寨灯笼谜》讲的是被动守望。一个送出，一个等待——这是曾经的香港人，生活离散经历的一体两面。”
何芷晴刚从长洲回来，晒黑了些。
但眼神更亮了：“许导说，我们可以在漂洋饼的电影结尾加一个彩蛋——女主角在整理爷爷遗物时，发现一封信，是爷爷写给九龙城寨一位老朋友的，但信始终没寄出。而那位老朋友，就是灯笼师傅。”
陈浩东接话：“灯笼戏那边也可以呼应——林师傅在制作第一百盏灯笼时，镜头扫过他的工作台，上面有一盒永昌饼家的漂洋饼，已经发霉了，但盒子还留着。”
“好！”
张振拍手，“这样两部电影，就形成了暗线连接。而且……”
他想起什么，从抽屉里，拿出周永昌留下的三把钥匙。
“漂洋饼的悬念是‘名册在哪’，灯笼戏的悬念是‘第一百盏灯笼为谁而做’。我们可以在宣传时，把这两个悬念捆绑——‘寻找失落的记忆，连接断裂的时空’。”
大飞兴奋：“那首映礼呢？真要放在城寨天台？”
“对。”
张振眼神坚定，“而且要在同一天，两个剧组一起办。漂洋饼剧组从长洲，带来刚复刻的漂洋饼，灯笼剧组点亮所有记忆灯笼。让饼的香味和灯笼的光，交织在一起。”
黄沾计算着：“但城寨天台最多容纳三百人，而两部电影的首映礼，媒体、影评人、明星嘉宾加起来就要两百多，城寨居民……”
“居民优先。”
张振说，“媒体和嘉宾只邀请必要的人。首映礼的核心，是让故事的主人公们，看到自己的故事被呈现。这比任何明星效应都重要。”
正说着，电话响了。
邹文怀亲自打来：“张先生，我刚看了《漂洋饼的来信》粗剪版。许导拍得非常好，但我有个建议——能不能在电影里，加入一些当年真实的漂洋饼盒、信件作为道具？这样更有历史感。”
张振心中一动：“邹先生，我有个更大胆的想法。”
第四幕：实物展览。
10月30日，香港大会堂低座展览厅。
一场特殊的展览正在筹备：《漂洋过海的记忆——1950年代香港离散书信实物展》。
展厅中央，是周永昌留下的三把钥匙。
装在特制的玻璃柜中。
周围陈列着，从各地征集来的实物：
发黄的信纸、褪色的照片、破损的漂洋饼盒、手绘的家谱图……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面“记忆墙”，上面贴满了征集到的离散故事摘要。
每一张卡片都可以翻开，背后是更详细的故事。
“这些实物，都是从哪里找来的？”
何芷晴惊讶地问。
“很多是听了广播节目后，观众主动寄来的。”
黄沾整理着登记册，“也有些是周国伟提供的——周永昌当年保留了一些信件的副本，用隐形墨水写在旧账本上，我们最近才用特殊方法显现出来。”
陈浩东指着一封信：“看这个，1953年，一个女儿写给在内地母亲的，藏在漂洋饼里寄过去。信里只有一句话：‘阿妈，我结婚了。他对我很好。勿念。’”
“这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