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入海口的晨雾尚未散尽，一艘漆成雪白的美国籍邮轮 “华盛顿号” 正缓缓驶离吴淞码头。船身长达百米，三根粗壮的烟囱里吐出淡灰色的烟柱，在海风中拉成细长的飘带，宛如一条钢铁巨鲸劈开泛着粼粼波光的海面。甲板上攒动的人影里，我扶着顶层的雕花栏杆，黑色长风衣的下摆被海风掀起，露出里面熨帖的深灰色西装马甲。
海风带着湿气吹拂着我略显苍白的鬓角，却拂不去眉宇间那丝沉凝。“在想什么？” 李若薇走到他身边，浅灰色的连衣裙外罩着件米白色针织开衫，海风拂乱了她鬓角的碎发。她伸手将被风吹起的围巾系紧，指尖不经意间触到我微凉的手背。
我身边依偎着妻子李若薇，一身素雅的月白旗袍，外罩薄呢开衫，乌黑的发髻衬得她脖颈愈发纤细。她安静地望着远处海面的波光粼粼，目光温润，只是搭在栏杆上的手，指尖微微泛白。
我转头看她，晨光在妻子白皙的脸颊上投下柔和的光晕：“在数烟囱。你看，美国人造的船就是扎实，光这龙骨结构就不是谁都可以做出来的。” 话锋一转，目光扫过甲板下方涌动的人潮，“一千两百个学生，五十个护卫……”
目光投向舷梯的方向。那里，人流正缓慢而有序地移动着。主体是一千两百名年轻的留学生，脸上混杂着离乡的忐忑、对未来的憧憬，以及长途远航的倦怠。
他们穿着各异，有的西装革履，有的长衫布鞋，背着简单的行囊，在护卫们和船方人员的引导下，略显拥挤地进入这艘承载着无数期望的钢铁方舟的船舱。
我的目光穿透纷乱的人影，精准地落在几个关键节点上。靠近舷梯入口处，一个身高近两米的铁塔般壮汉正叉开双腿站着，像一尊门神。他脸庞粗糙，颧骨高耸，一道陈年旧疤斜斜划过左眉，让原本就称不上周正的五官更显凶悍。
他叫宋老驴，此刻正瞪着一双牛眼，粗声大气地指挥着几个护村队员维持秩序：“都排好！排好！挤个球！再挤把你娃扔海里喂王八去！”唾沫星子几乎喷到面前一个瘦弱学生的脸上。学生们大部分被他吼得噤若寒蝉，队伍瞬间规矩了不少。
稍远些，在学生们进入船舱必经的廊道转角阴影里，几乎与背景融为一体的，是另一个同样魁梧的身影——张熊大。他比宋老驴还高出寸许，肩膀宽阔得惊人，沉默得像一块礁石。
他很少开口，那双看似平静无波的小眼睛却锐利地扫视着每一个经过的人流缝隙，任何异常的停留、眼神的闪躲，似乎都逃不过他无声的审视。
一个学生因为行李带子松了，蹲下身想整理，张熊大看似无意地向前挪了半步，恰好挡在了一个试图从侧面快速插队、眼神闪烁的男人面前。
那男人一愣，对上张熊大毫无表情的脸，讪讪地退回了队伍。张熊大这才微微侧身，让出通道，整个过程悄无声息，如同呼吸般自然。
在他们身后，还有几十道精悍的身影散落各处，如同无形的罗网。根据地，他派来的十一名精干警卫，由眼神锐利、动作干净利落的杨梅生领着，主要控制着顶层我们夫妇俩及核心人员所在的舱室区域。
而来自陕省护村队的三十名整训精英，则在队长庞玉德沉稳的指挥下，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留学生集中的中层舱室通道口和所有通往甲板的要害位置。
他们穿着朴素的土布衣裳，神情肃穆，腰杆挺得笔直，手看似随意地搭在腰间或袖口，那里藏着短枪随时应对突发状况。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声的张力，与平静的海面形成诡异的对比。
“老陈倒是会训练人。” 李若薇轻笑，“去年六月到现在，把这俩庄稼汉子练成了门神。”
“老陈说了，这俩是他这辈子最得意的徒弟。” 我想起出发前夜，老陈叼着烟卷拍着宋老驴的肩膀，“老驴，你家少爷要是少了根头发，我就让你去黄浦江里喂鱼。” 当时宋老驴梗着脖子应承，张熊大却默默往腰间塞了把磨得锃亮的短刀 —— 那是他爹传下来的杀猪刀，后来被老陈改成了便于藏在袖管里的短匕。
甲板下忽然传来一阵骚动。几个穿学生装的年轻人围在一起争执，其中一个戴金丝眼镜的男生正激动地挥舞着手臂：“马列主义在欧洲早就过时了！我们去法国是学实业救国的！”
“放屁！” 穿粗布褂子的男生涨红了脸，“没有主义指导，机器造得再好也是给洋人当奴才！”
我眉头微蹙，戴眼镜的男生叫沈文轩，是金陵大学的高材生，档案里写着父亲是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科员 —— 老陈在筛选名单时特意把他留了下来，用红铅笔在旁边写着：“国府安插的钉子，监视学生思想动向，不足为惧。”
“别管他们。” 李若薇轻轻按住他的手，“老陈说过，这种角色就是跳梁小丑，真到了节骨眼上，跑得比谁都快。”可我心中丝毫没放松警惕。
“别急。” 我握住妻子的手，掌心温热，“让他们先蹦跶。等过了台湾海峡，有的是机会收拾他们。”海风骤然强劲起来，带着咸腥和自由的气息。蔚蓝取代了浑浊的黄色，天空显得格外高远。
宋老驴带着根据地来的杨梅生和陕省护村队队长庞玉德，将学生们集中在三、四层舱室，又在通往顶层的楼梯口架起了简易的岗哨。杨梅生腰间别着的驳壳枪，在阳光下闪着冷光。
学生们最初的兴奋和离愁被单调的航行和轻微的颠簸所取代，舱室里更多的是交谈、看书和晕船的低吟。护卫们则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宋老驴带着庞玉德，像两座移动的堡垒，定时巡视着留学生居住的两层舱室，尤其在夜晚，通往甲板的几处楼梯口更是重点布防，严禁学生随意走动，更不许靠近顶层区域。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威慑。
我和李若薇时常在顶层甲板散步。这里视野开阔，海天一色。然而，当邮轮沿着中国海岸线南下，经过台湾海峡附近时，卢润东的脚步停了下来。他扶着冰凉的栏杆，身体绷得笔直，目光死死地投向东南方向的海平线。
第二日夕阳西沉时，邮轮驶过台湾岛。远处的岛屿轮廓在薄雾和水汽中若隐若现。视力极佳的卢润东，清晰地看到了那面刺目的旗帜——血红的底色上，一轮惨白的旭日。它像一块丑陋的膏药，贴在那片本应属于祖国的美丽岛屿上，在风中猎猎招展，无声地宣告着侵略者的存在。
一股难以言喻的悲愤和冰冷的刺痛感瞬间攫住了我的心脏，比海风更冷，更锐利。他的手指紧紧扣住栏杆，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耳边仿佛响起了那片土地上无声的呻吟与哭泣。
此时我胸口的五星海棠竟兀自滚烫起来，我深知它是在告诫我切勿忘却那穿越前都未能消解的苦痛与耻辱。未穿越前，爷爷每日准时准点的凝视着电视台里的海峡两岸，口中喃喃自语：“若我死前台湾能够回归那就好了，我用自己的养老金去看一眼那书上写的日月潭……”
李若薇感受到了我身体瞬间的僵硬和散发出的寒意，她担忧地靠近，冰凉的手指覆上他紧握栏杆的手背。
“润东……”她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我没有回头，只是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低沉得如同闷雷：“看见了吗，若薇？那面旗……”我的目光仿佛要将那面旭日旗烧穿，“终有一天，我要亲手把它扯下来，踩在脚下！”海风猛烈起来，吹乱了我的头发，也吹散了我低沉却无比坚定的誓言。
那面遥远的旗帜，像一个无声的烙印，深深刻在了这次远航的起点，预示着前路绝非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