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五铢钱的兴废
莽朝覆灭，天下扰攘，绿林赤眉，逐鹿中原。最终，南阳刘秀，崛起于群雄之中，克定祸乱，定都洛阳，是为汉光武帝，开启了东汉二百年基业。然经历新莽之乱，社会经济虽渐有复苏，然国势之盛，已难再现西汉武帝、宣帝之雄风。
钱币之制，亦随国运浮沉。光武中兴，复行五铢钱法，欲正财经，通有无，然豪强并起，兼并日甚，钱法屡更而难肃。民间私铸未绝，劣钱充斥，官府虽严令禁止，终难禁绝。久之，五铢之重轻不一，信誉渐损，交易之间，视钱而疑，市井萧然。
钱本便民，反成民累，岂非政失其本而致之欤？
光武帝刘秀，深知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建武十六年，这位以柔道取天下的君主，目光投向了国家经济的血脉——货币。
自王莽以来，币制混乱，轻重无常，百姓苦不堪言。于是，一道诏书颁下，宣布恢复被王莽肆意破坏的五铢钱制度。新铸的五铢钱，形制仿西汉旧制，重如其文，力求规范。
此令一出，民心稍安，一度停滞的商业活动逐渐恢复，货币经济得以重新畅通，为东汉初年的“光武中兴”奠定了物质基础。
然则，好景不长。东汉中叶以后，政治渐显颓势，吏治亦趋败坏。反映在货币上，则是劣币“剪轮五铢”的悄然兴起，并逐渐增多。
所谓“剪轮五铢”，即不法之徒将完整的五铢钱外轮（连同部分钱肉）剪凿下来，以图取铜私铸，致使流通中的钱币变得轻薄短小，币值自然贬低。“钱轻而物贵”，市场上物价随之腾升，百姓再次深受其苦。
东汉章帝元和年间（公元84年-87年），粮价高涨，民生维艰，政府财政亦感拮据。当时，尚书张林忧心忡忡，对物价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上奏章帝曰：“今非但谷贵也，百物皆贵，此钱贱故尔。宜令天下悉取布帛为租，市卖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
张林此论，其核心在于认为物价腾贵是由于货币（五铢钱）流通量过多，导致“钱贱物贵”。他的解决方案是：第一，赋税征收及市场交易，皆以布帛等实物为主，停止货币流通（封钱勿出），以此减少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从而达到抑制物价的目的。
第二，他还主张恢复西汉时期的盐铁专卖，并在部分地区恢复“均输”制度，使政府能够增加货币收入。张林之议，虽意在平抑物价，实则倒行逆施。以布帛为币，实则退文明而返洪荒。布帛易损，难为久藏之资；分割不便，每致交易之烦。
市井之间，量长短、较粗薄，纷纭争执，反增乱源。且富者藏粟而贫者失时，官府抑钱而信用愈微。此举非但未能减钱，反使流通愈滞，物不得售，民不聊通。张林虽秉公心，然不知经济之枢在通变，在信约，不在锢钱。钱弊当正其制，而非废其用；若因噎废食，则国失权衡，民弃利器，岂复有复兴之望哉？
张林的主张，显然借鉴了《管子》中“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的货币理论，肯定了货币流通量的多寡与货物价格高低成正比例的关系。因此，他认为政府多收货币而“封钱勿出”，便能促成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减少，从而“退抑物价”。
此论看似有理，然其“令天下悉取布帛为租，市卖皆用之”的主张，实质上是要以实物作为主要交换媒介，不啻是要倒退到古代那种“抱布贸丝”的以物易物状态。须知，货币的诞生与发展，本是商品经济进步的体现，张林此举，无疑是一种因噎废食、开历史倒车的想法，欲以牺牲经济效率来换取一时的物价稳定，其可行性可想而知。幸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张林的全面实物化主张，并未被章帝完全采纳，否则东汉经济恐将遭受更大的折腾。然而，章帝虽未全然施行张林之策，却亦未能根治钱荒与物价波动之弊。
直至和帝即位，始行改革五铢钱制，重定钱法，规范铸币，并严令禁止私铸，使钱币渐趋稳定。同时鼓励农耕、裁减赋役，疏浚漕运，使物资流通得以恢复。政府复行常平仓之法，丰年收籴抑其贱，荒年发廪制其贵，以平抑物价。和帝又重用良吏，整顿吏治，使得民间负担减轻，生产渐次复苏。钱法既正，物货遂通，市场重现生机，百姓始得安业。此番改革虽未尽除积弊，然已扭转颓势，为东汉中期经济稳定奠定基础。
时光荏苒，东汉王朝步入晚年，桓帝、灵帝时期，政治腐败日甚一日，国祚已是风雨飘摇。桓帝时，外戚梁冀专权，骄奢淫逸，朝政黑暗，饥荒亦频生不断。延熹元年（公元158年），面对“剪轮五铢”泛滥，货币体系紊乱的局面，有人上书朝廷，建议废除“剪轮五铢”，改铸大钱流通，试图以此整顿币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此议虽意在重整钱法，然所铸大钱重达五铢数倍，却与民争利，加重百姓负担。大钱虽重，然民间交易仍以实用为本，官定币值难敌市场成俗，故流通不畅，反致物价腾踊，民怨沸腾。彼时国库空虚，朝廷乃借铸钱之名，行聚敛之实，币信日损，经济愈困。剪轮之弊未除，新钱又成苛政，岂非以暴易乱？货币之要，在得民信；信立则通，通则民安。舍此道而求敛财之术，终如饮鸩止渴，加速分崩离析之势。
当时，颍川人刘陶，刚刚被地方推举为孝廉，听闻此事，心急如焚，不顾人微言轻，毅然上书劝阻，力陈不可铸大钱。其奏书大意谓：“当今之忧患，不在货币问题，而在乎民饥。惟有粮食乃国之所宝，民之所贵。而近年来，禾苗为蝗螟所尽，田野荒芜，百姓嗷嗷待哺，所急者乃是朝夕之餐，与钱货之厚薄、铢两之轻重，又有何相干？
即使能使沙砾化为黄金，瓦石变为宝玉，而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即便陛下有羲皇之纯德，唐虞之贤明，亦对安国济民无所补益。故铸钱以齐一货币，犹如养鱼于沸鼎之中，栖鸟于烈火之上，徒劳无益，甚至可能加速危亡。”
因此，刘陶建议皇上“宽锲薄之禁，后冶铸之议”，即先放宽对劣币的禁令，暂缓铸造新钱的议论，而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上。桓帝见刘陶言辞恳切，切中时弊，遂罢铸大钱之议。刘陶此番言论，将民生疾苦置于货币问题之上，颇具远见卓识，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真实焦点已非单纯的经济政策所能解决。然而好景不长，灵帝继位后，宦官专权更甚，卖官鬻爵公然行之，朝纲崩坏，民不聊生。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之乱骤起，天下响应，烽烟四起，州郡失守，帝国疆域陷入一片动荡。
桓帝之后，灵帝刘宏以十二岁幼龄即位，此人不务正业，性喜钱财，竟公然在宫中设市，模拟民间商贾交易，甚至开创性地“公开卖官敛财”。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朝廷竟在鸿都门张贴卖官榜文，官衔高低，各有定价，公卿这样的极品高官，竟标价高达一千万钱（即一千万枚五铢钱）。当时，灵帝听闻庐江、南阳二郡太守羊续为官清廉，政绩卓着，拟提升他为太尉。然而，按照当时的规矩，新任三公需向朝廷缴纳“助军钱”，羊续为官清廉，家无余财，自然无力支付这笔巨款，竟因此不能就任太尉之职。另有巨鹿太守司马直，亦是有名的清官，灵帝欲擢升他，或许是想故作姿态，或许是司马直确实有才干，竟声明可以给他减价三百万钱。
司马直接到诏书，悲愤交加，他托病辞归，并于途中写下奏书，极陈卖官鬻爵之弊政，痛斥这种行为对国家根基的腐蚀，最终竟以死谏君王。奈何灵帝利令智昏，对此全然漠视。不到十年光景，灵帝卖官所得，已积五铢钱巨万。为了贮藏这些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他竟在西园建造了一座“万金堂”，用以专门藏钱，其贪婪嘴脸，暴露无遗，时人多有嘲笑与讥讽，称之为“西园钱奴”。万金堂虽积钱如山，然黄巾余烬未熄，凉州边患日炽，羌胡寇掠，兵革不息，国库空虚如洗。万金堂之钱既不用于赈灾，亦不用于御敌，唯供一己之奢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