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典的喧嚣散去后，我回到家。
客厅安静，窗帘半拉着，外面天还没完全亮透。我把那件红色西装从肩上取下来，轻轻叠好，放在沙发上。手指划过肩线时，布料还带着一点体温。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走进书房。角落里有个老文件柜，木头边角已经磨得发白。拉开最下层抽屉，里面是几只牛皮纸袋。袋子封口用回形针别着，标签是我当年写的字迹：新人期观察记录。
抽出其中一袋，打开，里面是一本笔记本。封面泛黄，边缘卷起。翻开最后一页，那行字还在——我要打破加班文化，守护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传递人文关怀。
字写得有点歪，笔画用力不均，看得出当时手是紧的。但每个字都清楚，没有涂改。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走回书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新的笔记本。黑色硬壳，封面光滑。撕开塑料膜，翻开第一页，空白页上什么都没有。
我拿起笔，写下一句话：我做到了，且比想象中更好。
写完合上本子，放回桌上。又把旧笔记本盖在上面，两本叠在一起。
阳光这时候照进来了。
我起身走到窗边，把窗帘全部拉开。光线一下子涌进来，落在沙发上的红色西装上。布料颜色深了一点，像被重新染过一遍。
我站在那里没动。
手机响了一下，是新闻推送。标题写着：“全球三十二家企业签署《高效职场宣言2.0》，取消自愿加班制度。”配图是昨晚签字现场的照片，林晓站在台前，手里拿着笔，正递给下一位代表。
我关掉通知，把手机放在茶几上。
厨房水壶开始鸣叫，声音不大，但很持续。我走过去，倒了杯热水，端到客厅，坐在沙发上。
沙发垫微微凹陷，西装滑下来一点，我伸手把它推回去。
昨天晚上，我在全场起立时站了起来。不是因为激动，也不是为了回应谁。只是觉得，那一刻该站起来。
现在我不需要再做什么了。
联盟有林晓在，规则已经立住。陈总那句话说得对，制度能留人，人留不住制度。只要规则还在运转，有没有我，都不影响它继续往前走。
水有点烫，我吹了吹，喝了一口。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邮件提醒。发件人是联合国劳工组织，主题是“关于邀请您出席全球职场文化论坛的正式函件”。
我没点开。
窗外楼下有孩子跑过，手里举着风筝，一边跑一边回头喊什么。风把他的声音吹散了，听不清。
我放下杯子，走到衣柜前，打开门。最里面挂着另一件红色西装，款式和我现在穿的这件几乎一样。那是我刚升总监那天买的，一直没舍得扔。
布料比现在的略薄一点，扣子也小一圈。但剪裁一样利落。
我伸手摸了摸衣领，指尖碰到一处细小的缝线补丁。那是第一次在会议上拒绝赵峰要求加班时，不小心被椅子金属边刮破的。当时没换衣服就直接去了会场，结束后才自己拿针线缝上。
现在那道痕迹还在。
我关上柜门，回到客厅，坐回原位。
阳光移动了一点，照到了我的脚边。
我低头看着地板上的光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一个普通的傍晚。那天我加完班走出公司大楼，抬头看见整栋楼只有我们部门的灯还亮着。玻璃幕墙映出我的影子，穿着皱巴巴的衬衫，手里拎着包，看起来又累又狼狈。
我当时站在路边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决定自己的时间，一定要把它用在值得的地方。
我不想再让任何人经历那种感觉。
后来我做到了。
不止是我一个人。
林晓在发布会上说“错误的规矩不该被遵守”时，台下有人站起来提问。那个男人穿着藏青色西装，手里捏着文件。他问的问题很直接，语气也不软。
但他敢问出来。
这就说明变了。
以前没人敢问。问了也会被说“不懂事”“不成熟”。但现在他们不仅敢问，还能得到明确答复。
规则不再是某个人嘴里的一句话，而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录入系统的条文。谁违反，谁负责。
这才是真正的改变。
我拿起新笔记本，又翻到第一页。那句话还在。
我做到了，且比想象中更好。
这句话不是炫耀，也不是总结。它只是一个事实陈述。
就像天气晴朗，就像水开了，就像孩子在楼下奔跑。
都是真的。
手机第三次响了。这次是视频通话请求。来电人是林晓。
我接起来。
她站在办公室里，身后是落地窗，外面城市灯火通明。她穿着那件红色西装外套，头发扎成低马尾，看起来刚开完会。
“苏总。”她说，“刚签完第二批合作单位，一共十七家，都在国内二三线城市。”
我点头。
“他们主动找来的。”她顿了顿，“有个制造业企业的hR负责人说，他们厂里工人以前每天干十四个小时，现在改成任务制，效率反而提高了百分之二十。”
我说：“挺好。”
她笑了笑，“还有件事。我们把《权益指南》翻译成了五种语言版本，下周开始向海外分公司推广。”
“够用就行。”
“我知道。”她停了一下，“苏总，您真不打算回来一趟？大家都想看看您。”
“不用。”我说，“你们在，就是我在。”
她没再说话，只是站在那儿，看着镜头。
我也看着她。
过了几秒，她轻轻点头，挂了电话。
屏幕黑下去，映出我的脸。
眼角有点细纹，头发比几年前多了几根白的。但眼神还是稳的。
我放下手机，站起身，走到沙发前，把红色西装拿起来。
抖了抖，穿上。
扣上第一颗扣子。
镜子里的人站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