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六的清晨，五金厂的机器还沉浸在春节的寂静中，只有值班室的老梅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
“老梅…我…我…”电话那头，老板的声音含糊不清，像是嘴里含着一块热豆腐，语句断断续续，“手…麻了…”
老梅心里一沉，从床上弹起来：“老板，您在哪？我马上过来！”
“办…公室…”三个字说得异常艰难。
老梅鞋都没穿好，趿拉着就往外跑，一边跑一边给厂医打电话。清晨的厂区空旷无人，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一声声敲击着不祥的节奏。
办公室的门虚掩着，老梅推门而入，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头一紧。老板歪倒在宽大的椅子上，左半边脸微微下垂，嘴角不受控制地流下一丝涎水。他试图用右手去扶住无力垂落的左手，但那动作笨拙得像个提线木偶。
“老板！”老梅冲上前，扶住他快要滑落的身子。
老板已经是六十出头的年纪，平日里精神矍铄，此刻却像个突然老去的狮子，眼中闪烁着不甘与恐慌。他张了张嘴，发出一串模糊不清的音节，右手死死抓住老梅的胳膊，指节因用力而发白。
厂医背着药箱匆匆赶来，一看这情形，脸色顿时凝重：“可能是中风，得马上送医院。”
救护车的鸣笛划破了厂区的宁静，也撕开了五金厂表面平静的帷幕。
老板这一倒，并非一日之寒。
春节假期，工人们都回家团圆，他却执意留在厂里。这座占地二十亩的五金厂，是他白手起家、一点一滴打拼出来的江山，容不得半分疏忽。
大年三十那天老板独自一人在车间里巡视，粗糙的手掌抚过那些冰冷的机器，眼神温柔得像在注视自己的孩子。
老板的前妻生有两个女儿，早已出嫁成家，却很少回来看望父亲。这其中有地理距离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因为现任老板娘的阻挠。
老板娘比老板小二十岁，曾是厂里的秘书，老板前妻病逝后，刚刚入厂老板娘，年轻漂亮，老板酒后上了她，竟然是原装，老板开心不已。老板娘也是想找个有钱人，脱离苦海，她凭着精明的手段和恰到好处的温柔，成功坐上老板娘的位置。自此，她的弟弟、表亲、远房亲戚，如同藤蔓般悄然渗透进工厂的各个部门。
老梅清楚记得，去年中秋节，老板两个女儿带着外孙回厂，想与父亲团聚。老板娘表面热情招待，背地里却安排了一堆紧急事务缠住老板，又在饭桌上不停提起工厂资金紧张、大环境不好的话题。一顿饭吃得索然无味，两个女儿饭没吃完就借口离开了。
从那以后，她们再没回过这个曾经的家。
这个春节，老板固执地守着他的工厂。连续半个月，他吃住都在厂里，巡视车间、检查设备、核对账目，夜以继日。老板瘦了一圈，眼下挂着浓重的黑眼圈。
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老板早早关掉了办公室的灯，邀老梅一起去街边小店吃汤圆。
“老梅，你跟了我多少年了？”热气腾腾的汤圆端上来，老板突然问。
“有二十多年了，老板。”
老板点点头，舀起一个汤圆，却没有送入口中：“这厂子，比我跟你认识的时间还长。我刚起步时，就一个小作坊，三台旧机器，白天干活，晚上睡在纸板上。”他顿了顿，望向窗外熙攘的人流，“现在我有了这么大的厂子，却感觉什么东西正在一点点消失。”
老梅不知如何接话。他知道老板在说什么，却不敢点破。
老板忽然笑了：“人啊，就是贪心。有了这个，想要那个，永远不知足。”他放下勺子，“老梅，如果我哪天不在了，你要帮我看着点厂子。”
“老板您说什么呢！您身体硬朗，至少还能干二十年！”
“但愿吧。”老板摇摇头，没再说什么。
谁能想到，十二个小时后，他倒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里。
医院里，消毒水的气味刺鼻。初步诊断是轻微脑梗，需要住院观察。
老板娘是最后一个知道老板病倒的。她一进病房就红着眼眶扑到床前：“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把自己弄成这样！”
老板已经恢复了些许意识，但语言功能仍受影响，只能发出简单的音节，右手无力地抬了抬。
老板娘转向老梅，语气带着责备：“老梅，你是怎么照顾老板的？明明知道他有高血压，还让他一个人留在厂里！”
老梅低下头，无话可说。
接下来的日子，老板的病情反反复复。本地的医疗条件有限，老板娘果断决定转院到省城。转院手续繁杂，她忙前忙后，展现出一个妻子应有的担当和决断。
然而，在她雷厉风行的表面下，老梅察觉到一丝不寻常的急切。
在办理转院前的某个下午，老梅回厂为老板取日常用品，撞见老板娘正在老板办公室里翻找什么。见到老梅，她先是一惊，随即镇定自若地说：“我找老板的医保卡，他放东西总是没个准地方。”
老梅不动声色地帮她找到医保卡，心里却疑窦丛生。他清楚地记得，老板重要的证件都放在固定的抽屉里，而且医保卡明明前一天已经交给医院了。
老板转去省城医院后，厂里的大小事务暂时交由老梅全面处理。明面上，这是老板清醒时的嘱托，也是老板娘当众的授权。但老梅心知肚明，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老板娘隔三差五回厂“检查工作”，每次都直奔财务室，一待就是大半天。财务主管是她的表妹，两人关起门来嘀嘀咕咕，见到有人经过就立刻噤声。
更让老梅忧心的是，老板的病情不见明显好转。老板娘从省城传回的消息总是“正在恢复中，但需要静养，不能打扰”。她严格控制着老梅与老板的联系，连老梅打电话问候，也总是被她以“医生说不宜通话”为由挡回来。
只有一次，老梅深夜接到老板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依然含糊，但老梅听清楚了几个关键词：“...账本...保管好...女儿...”
通话突然中断，像是被人为掐断。老梅再打过去，已是关机。
这一夜，老梅彻夜未眠。
大刘成为老板娘的专职司机，是老板转院后的事。
大刘在春节假期和老板娘关系搞的越来越近乎，拉起了老乡，老板娘也是在拉拢自己的工厂里的势力。她看中的还有大刘那副好身板。
然而，老板娘不知道的是，大刘进厂的第一天就是老梅招进来的，两人现在私交甚好。
成为老板娘的司机后，大刘看到了另一面的她。
在医院里，她是体贴入微的妻子，轻声细语地安慰丈夫，细心地为他擦拭身体，连护士都夸她难得。但一离开医院，坐进车里，她就像变了个人，电话一个接一个，语气强势而精明。
“李律师，老板这种情况，我能全权代理他签字吗？”
“张总，那批设备的事你放心，等我这边处理好家事就办。”
“弟弟，厂里那几个老顽固你先别动，等我回去收拾。”
大刘默默开着车，不动声色地从后视镜观察老板娘。她总是蹙着眉，手机几乎从不离手，不是在通话就是在发信息。
一次，大刘送老板娘和她弟弟去一家远离市区的茶楼。在车里，姐弟俩以为隔音玻璃升起后司机就听不见他们的谈话，聊得肆无忌惮。
“姐，姐夫这病一时半会儿好不了，厂子不能没人主事，你得尽快拿到授权。”
“我知道，律师已经在办手续了。”
“那几个老员工，尤其是老梅，得想办法弄走。”
“急什么，一步步来。等我把财务理顺，拿到授权，第一个就拿他开刀。”
“那新建厂房的两条生产线，我已经联系好了。”
“再等等，现在动太明显了...”
大刘的手心渗出冷汗。他把这些信息一字不落地记在心里，当晚就转告了老梅。
“梅哥，老板待我们不薄，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厂子被他们掏空啊！”大刘情绪激动。
老梅抽着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显得格外凝重：“现在老板情况不明，我们轻举妄动只会打草惊蛇。你继续留意，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特别是...如果老板娘接触律师或者银行的人，一定要弄清楚是哪家事务所、哪个支行。”
大刘点点头，又道：“还有，我昨天听老板娘打电话，好像提到什么‘前妻的女儿’...语气很不好。”
老梅猛地抬头：“她说什么？”
“好像是老板的女儿想来探望，被老板娘拒绝了。说什么‘没必要添乱’、‘财产分配早有安排’之类的话。”
老梅深吸一口气，眼神复杂。他想起老板那次未说完的电话，想起他提到“女儿”时的急切。
难道，老板在病倒前就预感到了什么？
正月二十八，老板娘突然回厂召开全体中层会议。
她穿着一身黑色套装，妆容精致却掩不住眼下的疲惫，站在会议室前端，声音沉痛：“各位，老板的病情已经稳定，但医生说要完全恢复需要很长时间，而且不能再劳累。为了厂子的稳定，我不得不暂时承担起更多责任。”
她顿了顿，环视全场，目光在几个老员工脸上稍作停留：“我知道，厂里最近有些风言风语，说什么我要夺权、要变卖厂子。今天我就明确告诉大家，这厂子是我和老板的心血，我不会让它垮掉！”
一番话说得慷慨激昂，几个年轻中层不由得点头。
“为了稳定现在的形势，我们需要做一些调整。”林丽华话锋一转，“首先，财务流程需要优化，所有支出必须经过我签字确认；其次，王主管将兼任销售部副经理，协助打通新的销售渠道；最后，老梅需要统筹全厂事务，生产部的日常管理暂时由李主任负责。”
这几项决定如同一颗炸弹在会议室炸开。财务权收归老板娘一人，采购主管插手销售，而老梅被明升暗降，失去了对生产部的直接控制。
老梅面无表情地听着，放在桌下的手悄悄握紧了。
散会后，林丽华特意留下老梅，语气缓和了许多：“老梅，你别多想，我是看你太辛苦了。老板在病床上还念叨，说你这几年为厂子操劳太多，该减减负了。”
“我明白，老板娘是为我好。”老梅平静地回答。
老板娘满意地点点头：“你能这么想就好。对了，老板办公室有些旧文件，我让财务室的整理一下，该归档的归档，该处理的处理。”
老梅心里一凛。老板的办公室，特别是他那些账本和文件，一直是老板亲自打理，从不让外人插手。老板娘此举，分明是要搜查老板的私人文件。
“谢谢老板娘关心。”
老梅知道，自己不能再被动等待了。
当晚，他等到厂区空无一人后，悄悄进入老板的办公室。他从书柜后的暗格里取出一个厚重的牛皮纸袋。
老梅打开纸袋，里面全部都是工厂财务机密，他迅速回到自己办公室全部复印了一份。然后把原件放回原处。
这是对付老板娘的唯一手段，老梅心里琢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