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台红色的游戏机现在还躺在家里衣柜最底层的纸箱里，塑料外壳被岁月浸出细密的裂纹，像老树干上的年轮。
每次找东西翻开箱子，总能闻到一股混合着灰尘和电路板的特殊气味，一闭眼，十六年前那个蝉鸣聒噪的午后就会漫过来——阳光透过葡萄架的缝隙，在水泥地上投下斑驳的光点，七个半大孩子挤在我家那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前，手指在褪色的游戏手柄上翻飞，嘴里还嚷嚷着“快放技能啊”“别挡我路”。
那时候的游戏机是最简易的插卡式，一块黑色的卡带能存三四个游戏，我们最痴迷的是《超级马里奥》和《魂斗罗》。谁家有游戏机，谁家就成了孩子王的据点。
我家那台是爸爸是别人抵债带回来的，外壳上印着模糊的“任天堂”字样，电源适配器的线被狗咬过一次，用黑胶带缠了三圈，每次插电都得小心翼翼地转半圈，不然屏幕就会跳出乱码。可就是这台磕磕绊绊的机器，撑起了我们整个童年的夏天。
每天放学，书包往家门口的石墩上一扔，就往我家跑。阿辉总是第一个到，他背着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面装着从废品站淘来的游戏卡带，有的卡带外壳都没了，露出里面的电路板，他却宝贝得不行，说这种“裸卡”玩起来更顺畅。
小雅是唯二的女生，她总爱穿粉色的连衣裙，却能把《魂斗罗》的30条命秘籍背得滚瓜烂熟，我们总让她先选角色，因为她选的黄衣服小人总能躲过最密集的子弹。还有小胖，他爸是开杂货铺的，每次来都揣着两袋“唐僧肉”，我们闯关到关键处，他就往每个人嘴里塞一片，辣得直吸气，却舍不得停下按手柄的手。
那时候的快乐来得特别简单。闯过一关，能围着电视机跳三分钟；吃到一个蘑菇变大，能得意地拍着胸脯说“看我的”；要是谁不小心摔进了悬崖，能被其他人数落半天，直到他气鼓鼓地抢过手柄，非要赢回来才肯罢休。
我们会因为谁坐中间的小马扎吵架，最后石头剪刀布定输赢；会因为卡带突然读不出数据，七手八脚地对着卡带吹气，用衣角擦了又擦；会在妈妈喊吃饭时，集体哀求“再玩五分钟”，结果一不留神就玩到月亮挂上葡萄架。
最难忘的是那个暴雨天。乌云压得很低，闪电把天空劈成一块一块的，我们缩在我家客厅里，电视屏幕因为电压不稳忽明忽暗。那天我们在玩《坦克大战》，七个人分工明确：阿辉负责开主力坦克，小雅专管修路，我和小胖守上下两路，还有两个负责捡道具。
外面雷声轰隆，屋里的喊叫声比雷声还响。突然一道白光闪过，电视“滋啦”一声黑了屏，游戏机的电源灯也灭了。我们吓得半天没说话，阿辉试探着摸了摸游戏机，说“好像烧了”，小胖当场就哭了，他以为以后再也玩不了游戏了。
后来爸爸拆开游戏机，发现是保险丝烧了，换了个新的又能用了。我们抱着游戏机又蹦又跳，小胖抹着眼泪笑，脸上还挂着鼻涕泡。那天妈妈煮了姜汤，我们围在灶台边，捧着搪瓷碗小口小口地喝，听着窗外的雨声，谁都没提回家的事。
最后雨停了，天边挂着彩虹，阿辉突然说：“等我们长大了，买个最大的电视，玩最好的游戏。”小雅跟着点头，说要把所有游戏卡带都收集齐，小胖则惦记着他爸新进的“大大泡泡糖”，说以后要让我们随便吃。
可长大这件事，来得比我们想象中快得多。
五年级的暑假，阿辉突然说要搬家。他爸在北京找到了新工作，全家都要搬走。那天我们没玩游戏，七个人坐在葡萄架下，手里捏着没气的气球，谁都不说话。
阿辉从帆布包里掏出那块裸卡，塞到我手里，说“这个留给你，里面有我通关的记录”。我摸了摸卡带上的电路板，上面还留着他的指纹，突然鼻子一酸，说不出话来。他走的那天，我们去车站送他，他隔着车窗朝我们挥手，手里还举着那个缠了黑胶带的手柄，直到火车开出好远，那个小小的身影才消失在视线里。
那之后，聚在一起玩游戏的日子渐渐少了。小雅的妈妈让她去学钢琴，每个周末都要去老师家，她来的次数越来越少，粉色连衣裙换成了白色的练功服，再后来，她的座位上总是空着。
小胖转学去了县城，听说他爸的杂货铺改成了超市，他跟着学记账，再也没揣着“唐僧肉”来我家。我升了初中，游戏机被妈妈收进了箱子，说“该好好学习了”，偶尔偷偷翻出来，插卡、通电，屏幕上跳出熟悉的马里奥，却怎么也玩不回当初的感觉。
去年同学聚会，我在酒店门口见到了阿辉。他穿着西装，手里拎着公文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镜片后的眼睛比小时候少了些光彩。他说在北京做程序员，每天加班到半夜，连轴转的时候，连做梦都是代码。
小雅嫁给了一个医生，孩子已经三岁了，她抱着手机翻照片，说现在最大的爱好是研究辅食配方，至于游戏，早就记不清操作键了。小胖开了家连锁超市，肚子比以前更圆了，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改天请你喝酒”，可话没说完，手机就响了，他对着电话那头连声说“马上到”，匆匆忙忙地走了。
我们坐在包厢里，菜点了满满一桌子，却没什么话可说。有人提起小时候的游戏机，大家愣了愣，然后都笑了。阿辉说他前年回老家，翻到过那块裸卡，想插在电脑上试试，结果发现早就读不出数据了。小雅说她还记得30条命的秘籍，试着背了背，却忘了最后两个按键。我说我家那台游戏机还在，就是不知道电源能不能插上了。
散场的时候，外面飘着小雨。我们站在酒店门口互相道别，说“有空再聚”，可谁都知道，下一次相聚又不知道是何年何月。阿辉要赶最晚的高铁回北京，小雅得回家给孩子喂奶，小胖的超市还等着他回去盘点。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雨里，突然想起那个暴雨天，我们围着电视喊加油，手里的“唐僧肉”辣得直吸气，窗外的雷声再响，也盖不过我们的笑声。
前几天回老家，我翻出了那个装游戏机的纸箱。红色的外壳上落了层薄灰，黑胶带缠着的电源线硬邦邦的，像根干枯的树枝。我把卡带插进卡槽，插上电源，小心翼翼地转了半圈——屏幕亮了，熟悉的“咚咚”声从喇叭里传出来，马里奥站在绿色的管道上，歪着头好像在等我们。
我坐在小马扎上，握着冰凉的手柄，突然发现自己记不清下一关的路该怎么走了。窗外的葡萄架还在，只是长得更茂盛了，阳光透过叶子洒下来，在地上投下的光点，和十六年前一模一样。可身边的小马扎空着，再也没有人为我喊“加油”，也没有人会在我摔进悬崖时，抢过手柄说“让我来”。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阿辉发来的消息，说他刚加完班，在公司楼下买了份炒粉。我看着屏幕上跳跃的光标，突然想告诉他，我把游戏机修好了，卡带还能读出数据。可指尖在屏幕上悬了半天，最终只回了句“早点休息”。
有些夏天注定要结束，就像有些游戏总要通关。只是通关之后才发现，最珍贵的不是最后跳出的“胜利”画面，而是那些和你一起闯关的人，那些围着电视机尖叫的午后，那些藏在游戏卡里的笑声，还有那个永远留在葡萄架下的、不会长大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