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与百姓同耕同赋”的政令,如同在滚烫的油锅里泼了一瓢冷水,炸得杞县士绅阶层晕头转向,却还没等他们从“与泥腿子平起平坐”的屈辱中缓过神来,龙天策甩出的第三记重锤,直接砸碎了他们最后的精神支柱——剥夺为非作歹者的功名。
这道政令,比前两道更直接,更狠辣:“凡本县有功名之士绅,若仗势欺人、霸占田产、勾结匪类、祸害乡里,经查证属实,无论秀才、举人,一律报请州府及礼部,褫夺功名,贬为庶民,与普通百姓一体论处,该坐牢的坐牢,该赔偿的赔偿,绝不姑息。”
政令一出,杞县彻底沸腾了。
功名,是士绅阶层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他们区别于“凡夫俗子”的终极特权。自隋唐开科举以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深入人心,一旦考取功名,便意味着脱离了“编户齐民”的束缚,享有免税、免役、见官不跪等一系列特权,甚至在犯下罪行时,也能凭功名“赎罪”或“降级论处”。在杞县这些士绅看来,功名就是“护身符”,是“铁帽子”,只要功名在身,哪怕做些出格的事,官府也得礼让三分。
可龙天策的政令,直接将这顶“铁帽子”踩在了脚下。
“他敢!他竟然敢剥夺功名?!” 孔老秀才捧着他那本泛黄的《论语》,手指因愤怒而颤抖,“功名是朝廷所赐,是圣人门生的凭证!他一个小小的县令,有什么资格褫夺?这是对圣人的亵渎!是对朝廷的大不敬!”
郑三在大牢里(因之前阻挠新政被关押)听闻消息,更是气得在牢房里大骂:“龙天策!你这是要赶尽杀绝啊!我郑家世代读书,好不容易出了个秀才,你说剥夺就剥夺?我跟你没完!”
而那些平日里仗着功名作威作福的劣绅,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杞县有个秀才叫赵秉仁,是郑三的表亲,平日里横行乡里,霸占了邻居张老汉的两亩良田,还强抢了佃户的女儿做妾。张老汉告了几次官,都因赵秉仁是“秀才”,被县衙以“乡邻纠纷”为由,不了了之。
“赵秀才,这……这政令下来,张老汉要是再告,咱们……” 赵秉仁的管家,忧心忡忡地说。
赵秉仁起初还嘴硬:“怕什么?他龙天策不过是小题大做!功名岂是说夺就夺的?州府、礼部那里,难道会听他一个县令的?” 可嘴上虽硬,心里却发虚,连夜将抢来的佃户女儿送回,还偷偷给了张老汉几两银子,想私了。
可张老汉这次却铁了心,拿着赵秉仁霸占田产的地契(当年被威逼利诱签下的),直接冲到了县衙。
“县令大人!民妇张王氏,状告秀才赵秉仁,霸占我家良田,强抢民女!求大人为我们做主!” 张老汉的妻子,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跪在县衙大堂,泣不成声。
龙天策亲自审理此案。他让人传来赵秉仁,看着眼前这个穿着长衫、故作镇定的秀才,开门见山:“赵秉仁,张王氏告你霸占田产、强抢民女,可有此事?”
赵秉仁梗着脖子,拱手道:“大人明鉴,此乃乡邻误会。田产是张老汉自愿典押给我的,那女子也是……也是自愿的。学生有功名在身,岂会做此等不法之事?” 他刻意强调“功名”二字,眼神中带着一丝傲慢。
“自愿?” 龙天策冷笑一声,让人呈上证据——当年的典押文书(上面有明显的涂改和指印模糊的痕迹),以及几位邻居的证词,还有那被抢女子的哭诉。
证据确凿,赵秉仁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赵秉仁,你可知罪?” 龙天策的声音,冰冷如铁。
赵秉仁还想狡辩:“大人,学生一时糊涂,但学生是秀才,有功名在身,还请大人看在圣人的份上,从轻发落……”
“功名?” 龙天策猛地一拍惊堂木,“本县令的政令,你没听过吗?仗着功名,为非作歹,祸害乡里,这样的功名,留着何用?!”
他看向堂下的百姓:“父老乡亲们!功名是用来教化百姓、为民表率的,不是用来作威作福、欺压良善的!像赵秉仁这样的败类,留着他的功名,就是对圣人的侮辱,就是对百姓的不公!”
“说得好!” 堂下的百姓,齐声叫好。
“来人!” 龙天策高声下令,“将赵秉仁拿下!即刻拟文,报请州府及礼部,褫夺其秀才功名!所霸占的田产,归还张老汉;强抢民女之事,按律杖责四十,赔偿安家银五十两!”
“大人饶命!学生再也不敢了!” 赵秉仁彻底慌了,瘫倒在地,哭喊着求饶,可衙役们早已上前,将他拖了下去。
三日后,州府和礼部的批复传来——准!
当县衙的差役,敲着铜锣,在杞县的大街小巷,宣读褫夺赵秉仁功名的告示时,整个县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寂静,随即爆发出震天的欢呼。
“太好了!赵秀才的功名被夺了!”
“龙县令真是青天大老爷!”
“原来……功名也护不住坏人啊!”
张老汉捧着失而复得的地契,老泪纵横,对着县衙的方向,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而那些士绅,看着赵秉仁被剥去长衫、打了板子、贬为庶民,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如同丧家之犬。
孔老秀才亲眼看着赵秉仁被押着游街示众,那张曾经倨傲的脸,此刻布满了屈辱和恐惧。他踉跄着回到家,将自己关在书房,一夜之间,仿佛苍老了十岁。他终于明白,龙天策不是在开玩笑,他是真的要打破延续了数百年的规矩,要让“功名”不再是劣绅的护身符。
另一个举人,平日里勾结地痞,垄断了杞县的盐业,听闻赵秉仁的下场,连夜将垄断的盐铺转让,还主动补缴了多年的欠税,闭门不出,生怕惹祸上身。
曾经不可一世的杞县士绅阶层,在“剥夺功名”这道政令面前,彻底崩溃了。
他们的崩溃,并非因为失去了财富或土地,而是因为失去了那层“高人一等”的精神屏障。当功名不再能庇护恶行,当士绅与百姓一样,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时,他们赖以生存的优越感,被彻底击碎了。
杞县的风气,为之一变。
曾经横行乡里的“功名之士”,收敛了许多;被欺压的百姓,有了告状的勇气;甚至连一些原本只读圣贤书、不问民间疾苦的读书人,也开始走出书房,关注民生,反思“功名”的意义。
凤鸣学堂里,玉倾城给女学生们讲述赵秉仁的案例,告诉她们:“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无论是有功名还是没功名,善恶终有报。真正的尊贵,不在于身份,而在于德行。”
杏花听得格外认真,她握紧手中的毛笔,在纸上写下:“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龙天策站在县衙的高台上,看着杞县的街道,百姓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士绅们的嚣张气焰越来越少,心中感慨万千。
他知道,剥夺功名,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要的,不是摧毁士绅阶层,而是让他们明白,特权与责任并存,功名与德行相配。
杞县的“新篇章”,在这场围绕“功名”的风暴中,翻开了最深刻的一页。这一页,不仅记录着士绅阶层的崩溃与转型,更记录着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正在这片土地上,缓缓建立。
而那些曾经崩溃的土绅,终将在阵痛之后,明白一个道理:真正的“新篇章”,不是谁打倒谁,而是每个人都能在规则之下,有尊严地生活,有责任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