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影视剧或者小说中，把游侠作为一种正面的形象进行宣传，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可如果真有一个不受法律监督的群体，不仅仅是对皇权的挑战，更多的还是会引发社会的动摇。
你觉得“大侠”很浪漫，其实这些人在古代和地痞流氓没区别。只是经过后代人无数的包装润色才让大家觉得有江湖气、侠客气。要知道一个稳定的王朝，怎么可能会允许这类人群存在？
古代社会对“侠”的定义，和我们今天看武侠小说的浪漫想象完全是两回事。在官方律令中，“侠”常常是与“盗”“匪”“党”“亡命之徒”并列的负面词汇。很多穿越幻想中所谓“拔刀相助、路见不平”这种行为，放到古代，轻则被拘捕审讯，重则被当作“结伙伤人”“行凶斗殴”论罪。
比如《唐律疏议》中就有“私行报复者，与强盗同罪”的条文。也就是说，不管你是替天行道，还是给人出气，只要动手打人，就算是对方确有过错，你也涉嫌非法伤人，甚至杀人罪。
不是你说自己是“为民除害”，官府就买账。你没有合法身份，没有衙门批文，没有官府授职，出手就是“擅权”，杀人就是“越法”。行侠仗义这事，在律法之下，根本行不通。
历史上的“侠”，更常见的角色是黑白不分的江湖人物。他们或与地方豪强结盟，或靠武力敲诈勒索，或者直接成为地方“宗族保镖”，成为维护家族利益的暴力机器。
汉代的《史记·游侠列传》虽然对侠客描写得较为正面，但那是站在司马迁对社会“义气”阶层的观察角度。而在现实中，朝廷是一直打压游侠势力的。汉武帝之后，游侠与“私养死士”被视为动摇国家秩序的隐患，《汉书》中多次记载皇帝下令严查结党营私之徒，其中“侠”常被点名。
明清时期更不用说，凡是地方上出现成群结伙、自行执法、替人“摆平纠纷”的团体，马上会被认为是“械斗”“聚众”“为非作歹”，即便他们本意是劝架，也照样治罪。
古代的治安管理体系虽然不如现代完善，但不代表人人可以自封执法者。尤其在唐宋以降，各地普遍设有“县丞”“捕快”“里正”等基层治安人员。谁要是越过这些人去“为民做主”，就构成了严重越权。
你要去捉贼？不好意思，没有官府发的捕文，你就是非法拘禁。你要杀了个“地痞”？没证据证明他犯法，你就是谋杀。甚至你劝架过猛，打伤了人，官府也会让你赔钱，甚至坐牢。
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就有这样的案例：某地一年轻人因看不惯地方恶霸欺负百姓，趁夜刺杀之，第二天被百姓称颂为“义士”，但官府仍依法逮捕，并判为“蓄意杀人”，最终流放。
这种例子说明一个问题：法律程序不是摆设，个人无论多有正义感，也不能以私代公。
现代法治社会讲“程序正义”，古代也讲“奉官断罪”。私设公堂，哪怕只是揍了个欺负寡妇的地主，依然不被允许。侠客最常做的几件事——强行替人出头、胁迫他人认错、以暴制暴，在律令体系中全部触法。
《大明律》中明文规定：“群聚械斗者，首从皆坐。”意思是，不管是主动挑衅还是应邀助拳，只要参与斗殴，统统追责。若斗殴致死，不管初因如何，一律按杀人论处。
明代刑部还专门列出“代人复仇”、“劫狱救人”、“斩奸人头悬市”的案例，统统视作“悖逆”，处罚极重。
很多所谓侠义举动，在古代的现实语境中，不过是“扰乱地方”的另一种说法。别说被官府通缉，运气不好直接问斩也不是没有可能。
唐宋明清每一个时代都有专门的“缉捕司”或“巡检司”，任务之一就是打击类似“游侠”、“地痞”、“亡命”之类的活动人群。这些人行动不受控制，往往武艺高强，极具煽动性，是治安隐患的代名词。
像明朝设有“缉事衙门”，就是为了处理突发械斗、强抢民财等“江湖风波”。其中，“结党行侠”、“游行聚众”的，被视为首要嫌疑。就算他们没有直接作恶，也会被“收监审查”。
清朝更是将“结社聚义”定为政治问题，尤其白莲教、天地会等反清组织，前身很多都是“义侠团体”。乾隆朝之后，任何自称“义士”、“英雄”的团体，一律严打。你就是在山上喝个酒、拜个把兄弟，说一句“替天行道”，都可能被当成谋反团伙处理。
江湖没有浪漫，只有等级与规矩。很多人以为“江湖”自由自在，无官无束，凭武力混出头。实际古代“江湖”也有自己等级、辈分、地盘划分，甚至和官府有千丝万缕的勾连。一个外来的“陌生侠客”，想在一地“打抱不平”，先要问当地势力答不答应。
你在某个地界拔刀行侠，说不定惹恼了本地大户人家，背后却有知府撑腰。轻则被当作“强盗”抓捕，重则陷害成“意图谋反”，根本不讲江湖道义。历史上不乏“替人伸冤反被砍头”的例子。
元末明初的大侠张士诚、方国珍，原本也是地方“武装团练”，起初号称“护民自保”，结果一步步演变成割据势力，最后都死于“乱臣贼子”的罪名。江湖里没有浪漫，只有权力游戏和生死博弈。
如果真想“替天行道”，最有效的路径反而不是当侠客，而是进入体制。从汉代“郡兵”制到明清的“卫所制”，再到秀才入仕、武科出身，朝廷一直鼓励有武艺、有理想的青年通过正规渠道建功立业。
比如宋代着名的狄青，本是寒门出身，勇武过人，被推荐入军，最终做到枢密使、封侯拜将；明代的戚继光，文武兼修，靠一腔家国情怀与苦练军纪，挫败倭寇、名垂青史。
真正的“侠”，从来不是街头暴徒，而是能克己守法、安民定国的人。而“行侠仗义”的冲动，只有在制度内通过公正程序实现，才可能造福一方、流芳百世。
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侠客”形象，其实多半来自元明清以降的评书、小说、戏曲，比如《水浒传》《说唐》《七侠五义》等。这些作品中，侠义人物往往有血有肉、正义凛然，但这是文学的再造，是民间对于公正匮乏的一种幻想。
而真实历史中，被称为“义士”“豪侠”的，多半最后都没有好结局。因为他们的行为常常越过法律底线，破坏地方秩序，威胁政权安全，不论本意如何，最终结局往往是被通缉、被杀、或被污名化。
甚至连《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最后都得“招安”才得以名正言顺，没几个能善终。小说写得再热血，历史冷酷得多。
就连“正义刺客”也不是免死金牌。很多“行侠”行为的极端形态，是“刺杀暴政”，也就是所谓的“义士刺客”。荆轲刺秦王、聂政刺韩相、豫让刺赵襄子，这些故事在历史上有名，但也都以失败或自尽告终。
史书虽尊称他们为“义士”，但他们的命运都是死。因为你一旦不通过正常程序试图改变秩序，无论初衷多么高尚，制度都会将你视为威胁。
这说明，古代的正义实现，是一种“制度内正义”。即使朝廷昏庸、贪官当道，也不能靠刺杀、劫狱、暴力来解决，否则只会带来更大的混乱。
法律与正义，从来不是凭拳头决定。古代不是没有正义，只是正义需要走程序。侠义也不是错，但要在法度之内才有力量。穿越幻想中那种“持剑走天涯、见不平就出手”的人设，若真存在，早就死在衙门牢房或者被通缉榜上。
中国古代从来不缺打抱不平的人，缺的是制度化的正义机制。幸运的是，历朝历代都在努力让“法”取代“拳”，让“官断”代替“私判”。所谓“侠以武犯禁”，终究是短命而不长久。
想行侠仗义，最好的办法不是舞刀弄剑，而是修德学礼，入仕为官，或者修法守律，传播公正。这才是古人心中真正的“侠之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