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得格外迟。华北平原的风里还裹着关外的凛冽，刮过北平城的灰瓦飞檐时，总带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滞涩。朝阳门的城楼下，守城的士兵裹紧了衣襟，目光警惕地瞟向不远处——一队身着异域军装的士兵正踏着整齐的步伐走过，皮靴敲击石板路的声响沉闷而有力，像重锤敲在每个路人的心上。街边的摊贩下意识地收了吆喝，挑着担子的脚夫加快了脚步，连枝头的麻雀都噤了声，唯有那面飘在租界上空的异域旗帜，在料峭春风里猎猎作响，刺得人眼睛发疼。
北平城像一头被缚住的巨兽，表面依旧维持着古都的模样，内里却早已被无形的势力渗透得千疮百孔。东交民巷的洋房外，铁丝网盘踞，岗哨林立，身着异域服饰的卫兵荷枪实弹，眼神冰冷地审视着过往行人。巷口的洋行里，货架上摆满了贴着陌生文字标签的商品，价格高得离谱，却仍有不少人趋之若鹜——毕竟，在这物资日渐紧俏的日子里，能买到东西已是幸事。而那些没有门路的寻常百姓，只能在街头巷尾的小铺里辗转，看着粮价、布价一日日攀升，眉头拧成了疙瘩。
天津的局势比北平更为紧张。日租界的张园一带，成了异域势力的核心据点，门口常年停着插着小旗的汽车，身着便装却眼神锐利的男子进进出出，行踪诡秘。租界外的街道上，走私货物的摊子随处可见，砂糖、石油、甚至一些违禁的烟土，都被明目张胆地摆出来售卖。这些货物大多避开了正常的关卡，价格只有市价的一半，却让本地的商铺苦不堪言。一家经营了数十年的绸缎庄，老板望着空荡荡的店铺唉声叹气，对面的走私摊前却人头攒动，那些廉价的洋布几乎挤垮了所有本土的纺织生意。
海河岸边的码头，本该是南北物资流通的枢纽，如今却被异域势力牢牢掌控。外籍轮船进进出出，卸下的是武器弹药和各类补给，装走的却是华北的煤炭、棉花和粮食。码头工人佝偻着脊背，在监工的呵斥下拼命劳作，汗水浸透了粗布衣衫，换来的工钱却少得可怜。偶尔有工人试图反抗，很快就会被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便衣带走，从此杳无音信。久而久之，码头上的人都学会了沉默，只剩下沉重的喘息和机械的劳作声，在海河的涛声里回荡。
关外的东北大地，更是一片萧瑟。沈阳城的街道上，异域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陌生的文字涂满了墙壁，曾经的商铺大多换了主人，成了外籍商人掠夺资源的据点。城郊的煤矿里，矿工们在昏暗的巷道中摸索，头顶的矿灯忽明忽暗，照亮了一张张疲惫而麻木的脸。煤炭被源源不断地开采出来，装上火车，运往遥远的港口，再转运到异国他乡，支撑着那里的工业运转，而留给这片土地的，只有满目疮痍的矿坑和矿工们一身的伤病。
长春的街头，偶尔能看到身着“自治政府”制服的人员走过，他们狐假虎威，欺压百姓，身后却总有异域军官的影子。这些傀儡政权表面上维持着地方秩序，实则事事听从异域势力的指挥，将东北的资源、粮食源源不断地拱手让人。农村里，大片的土地被强制征用，农民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田地，只能背井离乡，沦为流民。他们沿着铁路线乞讨，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眼神里充满了绝望。
哈尔滨的松花江畔，寒意更浓。山林里，有不愿屈服的人们组建了抵抗队伍，他们躲在密林深处，伺机袭击异域驻军的据点。但异域军队的围剿从未停止，他们采取“三光”策略，所到之处，村庄被烧毁，粮食被抢走，反抗者被残酷镇压。一位从蒙江逃难来的老人，说起山林里的惨状时，声音颤抖：“他们像豺狼一样，见人就杀，房子烧得连一根完整的木头都不剩……”老人的孙子死在了围剿中，尸体被扔进了河里，河水都被染红了。
内蒙古的草原上，春风吹过枯黄的草甸，却吹不散弥漫的阴霾。部分盟旗的王爷在异域谋士的怂恿下，开始招兵买马，组建所谓的“自治军”。这些军队身着统一的军装，配备着异域提供的武器，在草原上耀武扬威，欺压牧民。不少牧民被迫离开自己的牧场，赶着牛羊四处迁徙，却总也逃不过战乱的阴影。一位老牧民抚摸着受伤的牛羊，望着远方的地平线，眼中满是迷茫：“这片草原，再也不是我们的家了。”
华东的上海、青岛，虽远离华北、东北的核心纷争，却也难逃异域势力的渗透。上海的租界里，外籍商行垄断了纺织、航运等重要产业，民族资本家创办的工厂举步维艰。一家纱厂的老板，为了保住祖辈传下来的产业，四处借贷，却还是抵不过外籍资本的挤压，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工厂被兼并。青岛的港口，外籍军舰常年停泊，控制着进出港的船只，港口的贸易往来大多被异域商人掌控，本土的渔民和商户只能在夹缝中求生。
异域势力的特务机关，像一张无形的网，遍布华北、东北乃至华东的各个角落。他们伪装成商人、教师、记者，深入各行各业，收集情报，拉拢人心，镇压反抗。天津的一位报人，因为在报纸上隐晦地抨击了走私行为，没过几天就被人发现死在了自家门口，身上没有任何伤痕，却让人不寒而栗。北平的学生们在校园里秘密集会，讨论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却不知早已被特务盯上，随时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三月初的北平，一场春雨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打湿了街道，也打湿了人们的心情。雨幕中，异域驻军的演习仍在继续，枪声、炮声隐约传来，与雨声交织在一起，让人分不清是雨打芭蕉，还是战火将至。街头上，行人行色匆匆，脸上满是焦虑与不安。茶馆里，几位老者压低了声音交谈，话题离不开“自治”“驻军”“逃难”，每一个词都像一块石头，压在人们的心头。
关外的沈阳，春雨未到，风沙却先来了。漫天的黄沙席卷着街道，遮天蔽日，仿佛要将这座城市彻底掩埋。异域驻军的调动愈发频繁，一列列满载士兵和武器的火车呼啸而过，驶向华北的方向。火车站里，逃难的人群摩肩接踵，他们背着简单的行囊，抱着年幼的孩子，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一位母亲紧紧搂着孩子，低声安慰着：“别怕，我们去南方，那里会安全的。”可她自己也不知道，南方真的能成为避风港吗？
内蒙古的草原上，春雨过后，草芽艰难地钻出地面，却很快被“自治军”的马蹄践踏。这些军队在草原上四处巡查，征收粮草，抓捕所谓的“异见者”。牧民们躲在帐篷里，听着外面的马蹄声和呵斥声，大气都不敢喘。一位年轻的牧民握紧了腰间的弯刀，眼神里充满了愤怒，却又无可奈何——他们的武器太过简陋，根本无法与装备精良的“自治军”抗衡。
上海的租界里，春雨滋润着洋房前的草坪，却润不透人们心中的干涸。外籍商人在酒会上觥筹交错，谈论着如何进一步扩大在华的利益，而窗外，是无数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国百姓。一位爱国的学生站在街头，举着“抵制洋货”的牌子，却被巡捕驱散。他望着那些趾高气扬的外籍商人，心中充满了屈辱与不甘，暗暗发誓一定要为国家做点什么。
三月中旬，华北的风渐渐暖和了些，可人们心中的寒意却越来越重。北平的朝阳门，异域军队与本地守军的对峙愈发频繁，双方士兵隔着一条街道，眼神对峙，气氛紧张到了极点。一次偶然的摩擦，双方剑拔弩张，险些发生冲突，最终在官员的调解下才勉强平息。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平静，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往往更加可怕。
关外的长春，“自治政府”发布了新的法令，进一步加强了对经济和民生的控制，所有的资源都要优先供应异域驻军。百姓们的生活更加艰难，不少人只能以草根、树皮为食。街头巷尾，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尸体被随意丢弃在路边，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异域军队却对此视而不见，依旧忙着扩充军备，掠夺资源。
哈尔滨的山林里，抵抗队伍并没有因为围剿而退缩，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他们在密林中建立了根据地，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不断袭击异域驻军的补给线。虽然装备简陋，人数也处于劣势，但他们的斗志却异常高昂。一位年轻的战士说：“我们没有退路了，身后是我们的家园和亲人，就算拼了命，也要把侵略者赶出去。”
华东的青岛，港口里的外籍军舰越来越多，它们像一头头巨兽，虎视眈眈地盯着这片土地。本地的渔民们不敢出海捕鱼，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一位老渔民望着大海，眼中满是悲愤：“这片海，本来是我们的，现在却成了外人的天下。”他的儿子曾是一名水手，却在一次运输物资的途中，被外籍军舰扣押，至今下落不明。
三月底，华北平原的油菜花终于开了，一片金黄，本该是充满生机的景象，却被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北平的街头，异域驻军的数量明显增多，他们穿着崭新的军装，扛着精良的武器，在街道上列队行进，炫耀着武力。百姓们躲在门后，偷偷观望，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与愤怒。茶馆里的议论声越来越小，人们不敢再随意谈论时局，生怕招来杀身之祸。
关外的沈阳，风沙渐渐平息，可城市里的气氛却更加压抑。异域驻军开始在街头大肆抓捕所谓的“可疑人员”，不少无辜百姓被强行带走，再也没有回来。一位妇人抱着孩子，在监狱外苦苦哀求，希望能见到丈夫一面，却被卫兵粗暴地推开。孩子吓得哭了起来，哭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格外刺耳。
内蒙古的草原上，“自治军”的规模越来越大，他们在异域势力的支持下，不断扩大控制范围。不少原本中立的盟旗，在武力威胁下被迫屈服，加入了“自治”的行列。草原上的牧民营地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自治军”的军营和哨所，曾经水草丰美的草原，如今变得一片狼藉。
上海的租界外，学生们的爱国运动愈发激烈，他们走上街头，高呼口号，反对异域势力的侵略和经济掠夺。虽然遭到了巡捕的镇压，但他们的勇气却鼓舞了更多的人。一位商人深受感动，决定关闭自己的洋货铺子，转而经营本土的商品，他说：“就算赚不到钱，也要为国家尽一份力。”
1936年的春天，就在这样的压抑与抗争中缓缓走过。华北的风依旧凛冽，关外的土地依旧萧瑟，华东的港口依旧被异域势力掌控，内蒙古的草原依旧弥漫着战乱的阴霾。但在这片苦难的土地上，人们的抵抗从未停止，就像春雨过后钻出地面的草芽，虽然脆弱，却充满了生机。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在苦难中坚守，等待着黎明的到来。而那些盘踞在中华大地上的异域势力，虽然一时嚣张，却早已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因为他们永远无法征服一个热爱祖国、不愿屈服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