霾是下午三点起来的。
我站在北京南站出站口，看着灰白色的天空像一块浸了水的脏抹布，沉沉地压在城市天际线上。空气里有种熟悉的颗粒感，吸进肺里，带着北方深秋特有的、干冷的铁锈味。两年前离开时，也是这样的天气，只是那时候胸腔里烧着的是愤恨的余烬，如今沉在心底的，是淬过火的铁。
站前广场上人潮汹涌。穿西装打领带的男人一边快步走一边对着电话吼：“合同必须今天签！王总那边我来说！”拖着行李箱的女孩蹲在路边，手机屏幕的光映亮她疲惫的脸，她在查去青年旅社的地铁路线。举着小旗的导游扯着嗓子喊：“去长城的这边集合！别掉队啊！”
一切都没变。
庞大，高效，冰冷。像一台精密但毫无温度的机器，碾过每一个人的梦想、尊严、和那点可怜的野心。
我拎着黑色旅行包，随着人流走向地铁站。包很轻，里面只有几件换洗衣服、洗漱用品、一个装着所有重要文件的防水文件夹，还有——我用手指碰了碰夹层里那个硬硬的方形轮廓——昔日熊云伟临别前塞给我的一把钥匙。他说：“张哥，万一……用得着呢！最好是用不着，但万一的话，我会一直等你。”
地铁4号线里挤得让人喘不过气。我被挤在门边的角落，闭着眼，但所有的感官都打开了。这不是刻意的“起卦”，而是这两年来“食卦”能力已经像呼吸一样自然。
“观人”境。
左边那个一直盯着手机屏幕的中年男人，衬衫领口有洗不掉的黄渍，身上飘着隔夜的酒气和廉价须后水的味道。他手指在颤抖——不是冷，是焦虑。昨晚应酬到凌晨，今天还得继续。他的胃在隐隐作痛，我能“闻”到他呼吸里那股胃酸上逆的酸腐气。
右边的大学生，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眼圈乌黑，但眼睛亮得异常。他在背单词，嘴唇无声地翕动。焦虑里掺杂着亢奋——考研？还是赶论文？他需要咖啡因，需要糖分，需要快速补充能量然后继续熬。
斜对面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手指关节粗大变形，是常年浸在冷水里洗衣做饭落下的。但她身上有股很淡的、混合着三七和黄芪的药香。家里有病人，需要长期照顾。她买的菜很普通：一把蔫了的菠菜，两块老豆腐，一小条冻得发白的带鱼。精打细算，每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
这就是京城的底色。
疲惫，焦虑，挣扎，但依然顽强地、甚至有些麻木地活着。
而我即将要做的生意——一碗定价二十到三十块的麻辣烫——就是要从这些疲惫的、焦虑的、精打细算的普通人手里，赚到钱，同时，织成一张网。
我在海淀黄庄站下了车。
这一带是京城餐饮的修罗场。高校扎堆，写字楼林立，年轻人像潮水一样涌来退去。流量大得惊人，但忠诚度薄得像张纸。今天这家店排队，明天那家店打折，人群就呼啦啦地涌过去。
我沿着中关村大街慢慢走，像个最普通的闲逛者。
十月的阳光穿过厚重的霾，变得苍白无力。街道两旁，店铺的招牌争奇斗艳：鲜亮的奶茶店，醒目的快餐连锁，打着“正宗”旗号的各地小吃。空气里混杂着烤红薯的甜腻、炸鸡的油哈、咖啡的焦苦，还有不知道哪家川菜馆飘出的、工业化辣椒素的刺鼻辣味。
我在一家“杨国福麻辣烫”门口停了停，推门进去。
店里坐了三四成客人，大多是学生。我点了份最基础的骨汤麻辣烫，十六块钱，选了几样素菜。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
碗端上来，汤色乳白，表面浮着一层亮晶晶的油花。我舀起一勺，没喝，先凑近闻了闻。
浓郁的骨香，但香得有点“冲”，像猛地推开香料仓库的门那种扑面而来的味道——是骨汤膏或者浓缩汤料。再尝一口，鲜味很直白地撞在舌头上，但停留片刻就散了，没有回味。味精和鸡精的堆砌。
辣油只有辣，没有香。是用廉价的辣椒粉和色拉油泼出来的，吃进嘴里只有灼烧感，没有辣椒该有的复合香气。
我慢慢吃着，眼睛观察着店里。
出餐口，员工机械地操作：从冷藏柜抓一把菜，扔进漏勺，浸入翻滚的汤锅，计时器滴滴一响，捞起来倒进碗里，舀一勺汤，淋一勺辣油，喊号。全程面无表情。
蔬菜洗得马虎，菜叶上还挂着水珠；肉丸直接从冷冻柜拿出来，没有解冻，中心可能还是冰碴；取餐台上洒了汤没人擦，踩上去黏脚。
但生意不错。因为快，从选菜到出餐不超过五分钟。因为便宜，十六块能吃饱。因为方便，随处可见。
我吃完，付钱，离开。
又进了隔壁的“张亮麻辣烫”。情况大同小异，只是标准化程度更高，口味更统一，但也更“没有灵魂”。像流水线上批量生产出来的塑料花，颜色鲜艳，形状标准，但没有生命。
一个下午，我走了六家麻辣烫店，涵盖了京城主要的几个品牌。
结论清晰得残酷：这个市场，正被巨头用资本、供应链和标准化垄断。但垄断带来的是僵化，是傲慢，是对食物最基本诚意的丢失。
他们忘了一碗好汤需要时间熬煮，忘了辣油需要香料慢慢煸出香气，忘了食材需要认真对待。
而这，就是我唯一的机会。
真正的“选址”，从傍晚才开始。
我不再看地图上的热力图，不再计算人流密度和租金回报率。我动用的是“食卦”的第二境——“察势”。
我走进一个个商圈，但不再只是用眼睛看。我站在街角，闭上眼睛，让感官沉入周围环境的细微波动里。
“势”是什么？
是气味的流向。在五道口，我闻到年轻荷尔蒙的躁动、廉价啤酒的麦芽味、炸鸡排的油腻、还有书店里旧纸张的霉味。这里的“势”像喷涌的泉水，活跃，充沛，但杂乱无章，容易随波逐流。
在国贸，空气里是咖啡因的苦、香水尾调的冷、还有地下车库排出的汽油味。人们的脚步更快，交谈声更低，笑容更标准。这里的“势”像打磨光滑的金属，锐利，冰冷，充满效率，但也脆弱——一次经济波动，一次裁员潮，就可能让这片精致轰然倒塌。
在三里屯，霓虹灯的味道、酒精的甜腻、香水与汗液混合的暧昧气息扑面而来。这里的“势”像不断翻涌的彩色泡沫，绚烂，诱人，追逐着最即时的快感，但也最易破碎，天亮后就什么都不剩。
都不是我要的。
我要的“势”，应该像一锅真正的好汤：需要文火慢炖，滋味层层叠叠地渗出来，醇厚，扎实，能抚慰肠胃，也能暖到心里。它不应该刺激感官，而应该融入生活。
天色将黑时，我走到了朝阳区一个不起眼的老社区边上。
这里没有摩天大楼，没有奢侈品店。街道两旁是九十年代建的红砖居民楼，阳台上晾着衣服，摆着盆栽。底商开着水果店、理发店、五金店、裁缝铺，还有一家菜市场，这个点正在收摊，摊主们互相吆喝着帮忙搬东西。
下班的人流回来了。骑着电动车的父亲，车前站着个小女孩；拎着布袋子买菜的大妈，边走边跟熟人打招呼；穿着工装裤的维修工，手里提着工具包，满脸疲惫但脚步踏实。
空气里有炝锅的葱花香，有炖肉的酱香气，有谁家窗口飘出的、正在播放的电视剧对白声。
我站在街口，深深吸了一口气。
这里的“势”，很稳，很厚。像一块吸饱了阳光和雨水的老棉被，温暖，踏实，有着经年累月沉淀下来的生活底气。
我沿着街道慢慢走。
大部分是满足日常所需的小店，但也有几家餐饮——一家门脸旧得招牌字都模糊了的“老北京炸酱面”，门口居然还排着五六个人；一家“重庆小面”，店里坐满了穿着工装的建筑工人，吃得满头大汗。
然后，我停下了脚步。
那是一家关着门的店铺。
卷帘门拉了下来，铁皮上锈迹斑斑。门上贴着一张A4纸，打印着“转让”两个大字，联系电话的号码被风雨侵蚀得有些模糊。店铺位置很好，就在社区主入口的转角，两面都是宽大的落地玻璃窗，面积估摸有一百二三十平。隔壁是一家生意红火的便民超市，灯火通明；对面是个小广场，几个孩子在玩滑板车，老人坐在长椅上聊天。
我走到店铺正面，凑近玻璃窗往里看。
灰尘很厚，但能看清里面空荡荡的，前任租客搬得很彻底，只留下一些废弃的龙骨和电线。地上散落着几张宣传单，我蹲下，从门缝里勾出一张，是一家儿童英语培训的广告，日期是半年前。
心里有个声音轻轻地说：就是这里。
但还需要最后确认。
我转身走进隔壁超市，买了瓶最便宜的矿泉水。收银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姐，圆脸，烫着卷发，正一边磕瓜子一边追手机上的电视剧。
“大姐，隔壁那店空多久了？”我拧开瓶盖，状似随意地问。
“哟，可有些日子了。”大姐眼睛没离开手机屏幕，嘴里啪啦地说，“之前是个搞小孩英语的，开了不到一年，黄了。再之前是个奶茶店，也没撑住。这地方吧，看着位置好，但邪性——做餐饮吧，竞争不过街口那几家老店；做别的吧，租金又不便宜。不好弄。”
“租金大概多少？”
“听说一个月得四万五，还不算物业水电。”大姐这才抬眼打量我，“小伙子，你想租啊？做啥生意？”
“还没想好，先看看。”我笑了笑，“这条街餐饮生意怎么样？”
“就那样呗。”大姐指了指对面，“老张家的炸酱面，那是二十多年的老字号，街坊邻居都认，味道正。小面馆是重庆人开的，也实惠。其他几家……换得跟走马灯似的。这地方住的都是老住户，嘴刁着呢！东西得实在，不能糊弄；价格不能太高，街坊们精着呢；服务还得周到，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难伺候！”
我道了谢，走出超市。
再次站在那家空店铺前，我闭上了眼睛。
这一次，我放空了所有杂念，让“食卦”那种近乎本能的、对“吉凶”“气场”的感知浮上来。
气息从四面八方温柔地包裹过来。
左边超市的暖光和人声，透着柴米油盐的踏实；右边街道飘来的家常饭菜香，是日复一日的温暖；对面广场孩子的笑闹，是生生不息的活力；远处不知哪家窗户里飘出的、断断续续的钢琴练习曲，磕磕绊绊，却充满希望……
这些气息在这家空店铺门前交织、盘旋，不疾不徐，形成一个温润的、安稳的、像深潭一样的气场。它不拒绝，也不迎合，只是静静地在那里，等待着真正懂得它、能与它共鸣的人来唤醒。
我睁开眼，心里再无疑虑。
就是这里。
天彻底黑透时，我拨通了转让告示上的电话。
响了好几声才接，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沙哑，带着浓浓的京腔，背景音很吵，像是在饭局上。
“谁啊？”
“您好，我看到您贴的转让告示，想看看房。”
“现在？都几点了！”对方有些不耐烦。
“我现在就在店门口。”我说，“如果方便，我想今晚就谈谈，能定的话，今晚可以付定金。”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大概在权衡。
“成吧。”对方报了附近一个茶馆的名字，“过来谈。”
二十分钟后，我在茶馆里见到了房东。姓赵，五十多岁，身材微胖，穿着一件半旧的皮夹克，手里盘着两个油光锃亮的核桃。他给我倒了杯普洱，上下打量我。
“小伙子，真想做餐饮？这地方可不好干。”他开门见山，语气里听不出是劝退还是试探。
“想试试。”我说。
“之前租这儿的，干培训的，干奶茶的，最长没撑过一年半。”老赵盘着核桃，发出轻微的喀啦声，“看你年纪不大，别把钱打水漂了。这租金可不便宜，一个月四万八，押三付三，合同最少签一年。”
“能看看房产证和之前的租赁合同吗？”我问。
老赵从随身的老式公文包里掏出几份文件。我仔细看了，产权清晰，没有抵押纠纷。之前的租赁合同也看了，条款常规。店铺的平面图很方正，没有奇怪的承重柱，空间利用率会很高。
“我想签三年。”我把文件推回去。
老赵盘核桃的手停了，眯起眼睛看我：“三年？你确定？这可不是小数目。”
“确定。”我从旅行包侧袋拿出支票本——这是钱佩玖在我出发前塞给我的，说“京城办事，有时候这个比现金管用”。我在支票上写下金额，撕下来，轻轻放在桌上，推到老赵面前。“这是定金。明天我可以找律师，咱们走正式合同。三天内，首期租金和押金付清。”
老赵没碰支票，只是盯着上面的数字，又抬头看我，目光里多了几分审视和玩味。
“小伙子，够爽快。”他终于笑了，眼角挤出深刻的鱼尾纹，“行，那就三年。不过……”他顿了顿，身子微微前倾，压低声音，“有件事得跟你透个底。斜对面，不到五十米，有家‘速味客’，知道吧？”
我点点头。来的时候看到了，红黄配色的招牌，灯箱亮得刺眼，店里客人不少。
“那是观澜集团旗下的快餐，大牌子。”老赵敲了敲桌面，“供应链强，价格也能压得低。你一个新手，跟他们扛，不容易。以前也有不信邪的在这儿开饭馆，没几个月就被挤兑走了。”
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普洱的陈香在口腔里化开，微微的涩，然后回甘。
“谢谢赵叔提醒。”我放下杯子，看着他的眼睛，“我会好好做的。”
老赵又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哈哈一笑，拿起支票揣进兜里，伸出手。
“成！那就祝你好运，小伙子！我就喜欢跟痛快人做生意。”
我握了握他的手。手心粗糙，温暖，有力。
离开茶馆时，快晚上十点了。
我再次走回那条街。社区安静了许多，炸酱面馆打了烊，小面馆还亮着灯，老板娘在擦桌子。超市关了门，广场上空荡荡的，只有路灯孤零零地站着。
而斜对面那家“速味客”，依然灯火通明，落地玻璃窗里，还能看到零星几个吃宵夜的客人。
我站在自己的店门前，看着那一片耀眼的红光。
邹帅。
这个名字像一根冰冷坚硬的刺，瞬间扎进心里最深处。两年前的羞辱、那张甩在我脸上的假钞、被迫像丧家犬一样逃离的夜晚……所有本以为已经磨平、压入心底的情绪，在这一刻翻涌上来，带着血腥味。
但很快，那股翻涌的恨意，又被一种更冰冷、更坚实的东西压了下去。
不是原谅。
是算计。
是猎人看到猎物踏入陷阱范围时，那种冰冷的、绝对的专注。
我看了“速味客”最后一眼，然后转身，走进深秋京城的夜色里。
第一步，已经踏出去了。
店址已定。
接下来，该招兵买马，该设计装修，该办理那堆繁琐的证件，该让“多多麻辣烫”的招牌，在这座城市最市井的角落里，第一次亮起来。
京城，我回来了。
这次，不逃了。
这次，是来要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