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也是最为根本的一条：扩军备战！
计划立即启动全面的扩军程序。
将目前东北军的正规编制，迅速扩编到一个“合理”的、足以应对协约国集团联军威胁的新规模。
除了上述三点核心策略外，这份详尽的应对计划还包含了其他一系列相辅相成的战略性部署。
旨在巩固后方、拓展战略纵深、并主动塑造更有利的战场态势。
比如，对近在咫尺的沙俄采取“先下手为强”的主动进攻策略。
计划明确提出，绝不能坐等沙俄军队，随着协约国联军的步伐打进东北三省来。（无论是远东驻军，还是可能从欧洲东线抽调的部队）
相反，要利用沙俄目前深陷欧战泥潭、远东力量相对空虚的时机，主动出击！
目标是夺取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等具有战略价值的边境地区。
至少要将战线远远推离东北核心区，在俄国领土上建立缓冲区，将未来的陆上战火引向敌境！
又比如，是时候将外蒙古正式纳入东北临时军政府的实际统治之下了。
这一举措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其一，能显着扩大军政府的直接统治版图与战略回旋空间。
其二，能从根本上削弱乃至清除沙俄长期以来，在蒙古地区经营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影响力，斩断其伸向中国北方的触角。
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此举能将东北临时军政府与沙俄本土的西伯利亚地区的边境线，从原先相对有限的东北段，向西、向北极大地拉长、延伸。
试想一下，一旦完成对外蒙古的控制，东北军与沙俄的边境线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黑龙江、乌苏里江一线。
新的边界将变得极其漫长而复杂：
从乌苏里江上游的兴凯湖附近，向西经过满洲里以北的呼伦贝尔草原北部，一直延伸到贝加尔湖以南的广袤地域。
这条绵延数千公里的新边境线，大部分地区地形开阔，交通不便，沙俄防御薄弱。
计划中设想，届时，东北军可以从这条漫长边境线的多个预设出击点。
例如乌苏里江上游、呼伦池以北的通道、以及贝加尔湖以南的色楞格河河谷等地。
同时或梯次发起多路攻势。
这种“多点开花”的进攻态势，将迫使沙俄远东驻军不得不分兵把守漫长的战线，陷入被动防御的困境。
沙俄要如何应对？
是从捉襟见肘的欧洲东线抽调宝贵的兵力回援？
还是放任远东领土被蚕食？
无论哪种选择，都将极大地牵制和消耗沙俄的力量。
使其难以全力配合联军在东北主要方向的行动，甚至可能迫使其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
这一部署，是将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变被动防御为主动牵制与出击的关键一招！
……
就在东北军高层紧锣密鼓地实施战略“静默”，刻意淡化海战辉煌以图长远，并着手调整全球棋盘上的攻守布局之际。
与他们一关之隔、深陷内争漩涡的中华民国内部。
一场酝酿已久的风暴终于达到了顶点，迎来了另一个决定性的历史转折点。
西历1916年3月20日（比原时空历史提前了2天），北京中南海那曾经象征着无上权力的居仁堂内，气氛沉重得近乎凝固。
在内外交困、众叛亲离、彻底陷入孤立无援绝境的巨大压力下。
只做了100天“洪宪皇帝”梦的袁世凯，被迫以“申令”的形式，正式宣布撤销帝制，废除“洪宪”年号。
这个屈辱的声明，标志着他那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辟闹剧，在法律形式上的彻底破产。
然而，这位权谋一生的枭雄，即便到了如此山穷水尽的地步，内心深处仍存有最后一丝不甘的挣扎与幻想。
他在撤销帝制的文告中，言辞闪烁。
试图将这场称帝风波轻描淡写地归咎于“舆情”和“时势”。
并妄图继续保留其“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位。
幻想着能够退回到称帝前的状态，继续执掌国家权柄。
这无疑是一种鸵鸟心态，也是对国内汹涌澎湃的反帝制力量的严重误判。
事实上，3月15日，广西军阀陆荣廷正式宣布独立，加入护国军阵营，通电讨袁。
仅是促使袁世凯不得不低下那高傲头颅，摘下那顶虚幻皇冠的直接导火索。
在直接导火索之下，是更为深刻和根本的溃败原因。
袁世凯的失败，首先是其自身权力基石的崩塌与核心集团的抛弃。
以段祺瑞、冯国璋为代表的北洋军事集团内部实力派。
这两位昔日袁氏最为倚重的左膀右臂、北洋之虎与北洋之狗。
在帝制问题上的态度从最初的暧昧、沉默，最终演变为公开的消极抵制乃至事实上的背叛。
北洋集团内部的严重分裂与关键将领的离心离德，是导致袁世凯军事和政治上迅速崩盘的最核心原因。
他的帝制活动，本质上动摇了维系北洋体系团结的“共和”外壳（尽管是形式上的）与利益均沾的潜规则。
触动了众多北洋实力派“共治”而非“独尊”的隐性诉求，最终导致了众叛亲离的结局。
除了北洋集团内部的瓦解，另一股不可忽视的巨力是席卷全国的护国运动全面爆发。
自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首揭义旗以来，反袁烈火迅速燎原。
贵州、广西相继独立，广东、浙江、湖南等地战事激烈，反袁武装在各地蜂起。
这股以“护国”为旗帜、汇集了前国民党人、地方实力派、进步知识分子乃至部分民众的广泛力量。
从外部给予了袁世凯政权持续而猛烈的军事与政治压力，使其陷入多线作战、顾此失彼的困境。
……
除上述两点根本原因外，袁世凯的溃败还有一些其他至关重要的因素，共同构成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拼图：
一是外交上的彻底孤立。
袁世凯在筹备称帝时，曾一度得到过日本等国的某种默许或暧昧暗示（如“二十一条”交涉中的政治交易）。
这使他产生了列强会支持其帝制的错觉。
然而，称帝后，国际反应却急转直下。
原本最有能力且可能进行干涉的日本，此刻正被东北军揍得“满头包”。
在黄海和朝鲜半岛焦头烂额，损失惨重，根本无力也无心分身他顾。
即便没有东北军的牵制，在原历史的轨迹中，日本在看清袁氏称帝不得人心、难以稳定局势后。
也迅速转变态度，转而全力支持中华民国的反袁势力。
并向袁世凯提出严厉警告，停止借款，施加外交压力。
其他列强如英、法、俄等，出于维护其在华既得利益稳定、以及不认同帝制复辟的价值观（至少表面上），也普遍持反对或不予承认的立场。
这使得袁世凯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失去了任何可能的外部支持与奥援，陷入外交上的绝对孤立。
二是财政的彻底崩溃。
称帝活动本身及其前后的大规模筹备、宣传、赏赐，耗费了北洋政府本就拮据的国库巨资。
而为了镇压各地的护国军与反袁起义，庞大的军费开支更是如同无底洞，使政府财政迅速枯竭。
经济基础的瓦解，直接动摇了军事和政治上层建筑的稳定。
三是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对与道德上的彻底破产。
从孙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坚定不移的反袁斗争。
到梁启超及其进步党（研究系）从最初的“开明专制”幻想破灭后，转而公开反对帝制。
从社会各界的名流学者、报界精英口诛笔伐，到普通城市市民、乡绅乃至部分觉醒民众的广泛不满。
一场反对帝制、扞卫共和的舆论海啸席卷全国。
袁世凯已被塑造成“背叛民国”、“窃国大盗”的独夫民贼形象，“国人皆曰可杀”成为其真实的舆论处境。
这种道德合法性的彻底丧失，使其政权丧失了最后的社会基础与凝聚力。
任何镇压手段，在澎湃的民意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内部分裂、外部孤立、财政崩溃、民心尽失……
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铸成了袁世凯洪宪帝制的迅速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