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论坛后台，手机屏幕还亮着。内网刚推送了人事通报的最终版，那两个名字已经被打上红字标记：违规操作，移交司法，永不录用。
林晓站在我旁边，手里拿着打印好的发言稿，纸页边缘有些发皱。她低头看了眼手表，“还有十分钟。”
我没有说话，只是把西装外套重新整理了一遍。红色的那一套，今天特意穿了。
会场灯光亮起时，主持人开始介绍我们团队。他说“高效工作联盟”这六个字的时候，台下有人抬头，有人翻资料，也有人在低声问旁边的人这是什么。
我们走上台。林晓负责开场，讲的是Gx-11项目从启动到交付的全过程。她把时间轴放出来，五天，三十六个任务节点，全部按时完成。没有一次深夜会议，没有人凌晨回邮件。
她说完后，掌声不算热烈，但存在。
轮到我时，我接过话筒，站到中央。
“很多人觉得，不加班就是偷懒。”我说，“但我们用结果证明，真正干活的人，不需要靠坐满八小时来表演努力。”
台下安静了几秒，然后有笑声，也有点头的人。
我继续说：“我们的模式不是特殊待遇，是一套能复制的方法。任务标准化，沟通异步化，考核只看成果，不看打卡记录。”
ppt翻到下一页，是过去六个月的数据对比图。左侧是改革前，人均每周工作时长五十八小时，离职率每月百分之三点二；右侧是现在，有效工时集中在每日四小时核心段，离职率降到百分之零点七，客户满意度连续三个月满分。
“这不是奇迹。”我说，“是我们终于把精力花在了该花的地方。”
问答环节开始前，主持人提醒每位代表只能提一个问题。
第一个举手的是德国公司的人力总监。他问：“你们怎么处理跨时区协作？我们欧洲团队习惯每天开晨会和晚会。”
“你们可以开会。”我说，“只要没人强制必须参加，也不要求谁半夜上线。我们用异步文档更新进度，所有人按自己的时间查看和反馈。效率不会因此下降，反而避免了等待。”
他点点头，没再追问。
第二个问题来自一家日本企业代表。“如果管理层坚持认为加班才体现责任感，怎么办？”
“那就让他们看看账单。”我说，“去年我们公司因为劳动纠纷赔了四百七十万。这些钱不是省下来的管理成本，是管理失败的代价。”
台下有人记笔记。
最后一个提问者来自新加坡分公司，她问得直接：“这个模式，能不能在海外用？”
“已经在用了。”我说，“林晓上个月带的跨国项目，合作方在柏林和悉尼，全程零加班，交付提前两天。”
她眼睛亮了一下，“我们能不能引入这套系统？”
“欢迎。”我说，“但有三个前提：不加班、重效率、保质量。做不到这三条，就别谈合作。”
她说好，当场让助理去要《高效工作守则》的英文版草案。
主持人宣布闭幕时，现场响起掌声。比刚才更久，也更实。
我没有立刻离开。几个外国代表围过来，问具体怎么落地，要不要培训，有没有技术支持。林晓一一回应，语气平稳，像早就准备好了答案。
陈总从后排走过来，站在我身边。他没说话，只是递了杯水给我。
“你之前说过，制度跑通了才有资格说话。”他开口，“现在你不仅说了，还有人愿意听。”
我喝了口水，“他们不是想听我说什么，是想知道自己能不能也这样活。”
他笑了笑，“那你得准备好，接下来问的人只会更多。”
我点头。
这时一个媒体记者拦住我，镜头已经打开。“苏总，您觉得这种模式能走多远？”
我看着镜头，说：“只要有人不愿再为表演付出代价，它就能继续生长。”
她还想问别的，但我转身走向出口。林晓跟上来，手里多了几张名片。
“那个德国公司的hR说下周要来拜访。”她说，“想实地看看我们是怎么运作的。”
“安排会议室。”我说，“让他们看全流程，包括员工拒绝加班的审批记录。”
她笑了下，“真的全给看？”
“怕什么？”我说，“我们没做亏心事。”
走到大堂时，前台旁边的公告栏前站着几个人。是今天参会的嘉宾，正围着一张新贴出来的纸看。
那是《职场权益指南》的国际版初稿，昨天才定下来的内容。标题换了语言，条款加了跨境适用说明，连投诉渠道都列了多国号码。
有人用笔在上面画线，记下重点。
我没停下，只是经过时扫了一眼。
玻璃门映出我的影子，和身后那些低头讨论的人重叠在一起。
林晓突然说：“原来真的可以不一样。”
我没有回答。电梯门打开，里面站着两个年轻员工，穿着和其他人一样的制服，但胸牌上印着“实习生”。
他们看到我，没躲，也没低头玩手机。
其中一个说：“苏总，我们组今天下班准时走，领导没说什么。”
另一个接话：“我们组长还问，能不能把你们那个任务登记系统推给我们部门。”
我走进电梯，按下地下一层。
车还在老位置。黑色，干净，车窗上贴着一张罚单，是上周五停太久被拍的。我把它撕下来，扔进垃圾桶。
林晓坐进副驾，系安全带时说：“明天晨会，我讲前置披露方案。”
“嗯。”我说。
车子启动，驶出地库。
路上很安静。红灯亮起时，我看见路边咖啡店的电视正在播放刚才论坛的片段。画面切到我说话那一刻，声音外放——
“高效不是地域限制，是方法与规则的普适。”
绿灯亮了。